三重因素下社区社会组织项目孵化培育研究--以L省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在引发社区治理模式的积极变迁。在三重因素视角下,对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项目进行分析,既可以有效考量项目实施绩效,也可以回应资方购买服务需求、提升组织服务能力、优化此类项目管理。运用登记备案、激发活力、能人骨干三要素分析L省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项目的实施情况及其实践行动逻辑。从登记备案要素来看,项目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的不均衡,组织类别趋同;从活力激发要素来看,项目的活动数量与活力激发程度不匹配;从能人骨干要素来看,项目挖掘能人骨干数量充足,但尚未充分发挥作用。项目实践的行动逻辑,首先是宏观行政赋能推动项目实施,但扶持力度有限;其次是中观专业赋能孵化培育,但组织间能力建设存在差距;最后是微观环境赋能多方协同孵化培育,但培育方专业性薄弱。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角色、挑战及赋能

社区社会组织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兴力量,是新时代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可以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创新者、基层社会矛盾协调者、社区社会资本生产者、社区经济发展推动者的角色功能。近年来在制度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上的骤增,但是基于法人行动者的视角,现实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组织的自主性困境、组织间的协作性困境以及社区层面的认同性困境。为回应上述挑战,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需要基于治理共同体视域,强化服务型监管与制度性支持的行政赋能,注重行业自治与合作共进的自我赋能,突出智治平台建设与数字能力建设的数字赋能。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的三维思考

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纠纷治理中具有其他主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纠纷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经验启示和实践要求。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纠纷治理中还存在规范化程度低、法治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等困境,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的困境,能够提高基层社会纠纷治理的效率,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助力。为此,要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制度建设、增强社会信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资源供给网络等路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纠纷治理的能力,使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纠纷治理的重要力量。

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补充、现实梗阻与逻辑分析——以S市H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例

随着制度环境的发展,基层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并通过吸纳枢纽型社会组织来构建具有整合性和扶持性的培育主体平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S市H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经验揭示其以独特的角色优势发挥着孵化培育、资源整合和桥梁纽带等功能,有效补充了政府培育职能。然而,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培育过程中面临认知、能力、发展等多重困境。基于此,文章从困境背后的逻辑出发进行分析与探讨,为相应防范与矫治提供思路。

职业认同对社区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B市的实证研究

社区社会工作者身心健康、精神状态易受到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的影响,部分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出现了职业倦怠、职业认同感低、主观幸福感低的情况,导致出现行业人才流失等问题。文章基于B市社区社会工作者的问卷调查,从职业价值认同、职业技能认同、职业认知认同和职业自主性4个维度探究职业认同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职业价值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职业认知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小。研究提出通过提高福利保障,提升社会工作者价值认同;开展培训与督导,提升社会工作者技能认同;确保工作稳定性,强化社会工作者职业认知认同;给予社会工作者工作自由裁量权并引导其职业规划,激发工作自主性等途径,提高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进而提升社区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工作事业发展。

关于社会工作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思考——以湖北省利川市下坝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服务的中坚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伴随着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也暴露出组织认可度低、组织连续性差、组织质量不高、经过大量努力培养出的社会组织最终成为“僵尸组织”等问题,使社区社会组织陷入发展困境。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深入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困境,最后提出从以需求为导向,提高居民认可度;加强多方合作,提升发展动力;加大监管力度,保障组织力量;加强社工能力培训,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出发,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良性发展。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品牌意识强化策略研究

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营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品牌建设意识引入社区社会组织管理进行理论探究。在深入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品牌意识建设的实践困境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主要组成和需求,从挖掘品牌核心价值、突出品牌识别系统、关注品牌信息可及力、形成正面口碑传播等方面提出了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品牌意识的具体措施,从而为社区社会组织品牌意识强化绘制了潜在的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价值意蕴、现实问题与路径优化

社区社会组织是参与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对加强完整社区建设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有重要意义。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着社会“推进器”、政府“好帮手”、居民“粘合剂”的社会功能,但在具体实践中发展质量良莠不齐,受制于社会信任度低、政府扶持不足、公民意识缺乏等外部因素,以及自身专业化程度低、资金来源匮乏、专业人才缺乏等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要解决这些困境,社会、政府、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四个维度要形成合力:社会应树立正确认识,营造良好环境;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完备法律法规;居民要加强价值引导,提高参与意识;社区社会组织要提高发展能力,吸纳专业人才,才能实现社区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社区社会组织从“娱乐化”向“治理型”转变的党建引领机制研究

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备受关注,但与专业社会组织不一样,其角色实践和角色期待有较大偏差。究其原因,社区社会组织的“娱乐化”取向明显,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足,难以实现政界与学界的美好期望。在回应社会认同感缺失和解决治理悬浮化问题的双重压力下,社区社会组织必须从“娱乐化”向“治理型”转变。研究表明,由价值引领、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能力引领构成的党建引领“机制链条”是促进这种转变,弥合角色差距的内在机制。其中,价值引领重塑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理性,组织引领优化社区社会组织的网络结构,制度引领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层级,能力引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胜任力。这四种机制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社区社会组织迈向治理轨道。

因“位”制宜:社区社会组织生态链的运作机制研究

如何实现社会组织间功能互嵌、多元共治的联结机制,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问题。生态链是社区社会组织依据生态位差异构建的流程性序次关系,包括上、中、下游组织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具有动态适应性、共生进化性和结构序次性等特点。其运作机制需要推动组织集群的空间拓展,优化组织资源结构,并建立组织动态调适机制。这对回应组织发展困境与提升社区治理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居民生活治理的运行机制——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L社区“乒乓球俱乐部”为例

日常生活是研究社区治理的重要维度,源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社区社会组织作为重要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趋势。研究发现:社区依靠居民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实现了群体整合与行动单元再造;采取“调动社区党委—聚合党员—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分子—联结普通居民”的纵向递进吸纳式党建实现了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通过横向联动枢纽式党建活动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特殊性生活事件的处理;以特殊性生活事件带动普遍性集体行动,进而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普遍性公共事务中。本研究从党建引领生活治理视角来回答社区为谁而治、谁来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丰富了基层党建的实践内涵,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赋能: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路径探索——基于对成都实践的考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基层社区治理越发重要,其中治理资源与“去行政化”之间的博弈更是成为社区自治活力发挥的关键。文章从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出发,以治理资源为着眼点,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实践为对象,结合社区实地调研,对如何在加强社区治理资源支持的同时有效激活社区自治职能进行了回答。研究发现,成都市通过推动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了一条“去行政化”和“强社会化”的双重赋能路径。一是物质性资源赋能“去行政化”路径,依托社区社会企业在市场及社会层面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降低社区对行政性资源的依赖度。二是主体性资源赋能“强社会化”路径,依托社区社会企业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推动组织间的合作,激发居民参与活力,从而获取更多可利用的主体性资源,以期实现社区自治属性的有效发挥。

分类培育:“一老一小”型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本文依据“三部门”理论将社区社会企业分为公共性、营利性、公益性三类,并提出分类培育“一老一小”型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策略,从组织身份分类认定、金融财税分类支持、从业人员分类培训、创业投资分类资助四个方面对“一老一小”型社区社会企业进行分类培育。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法探究

现阶段,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实现了健康蓬勃的发展,但是在全面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些许不足。譬如:所培养的社会组织其工作能动性不佳、组织发展一度陷入困境。为此需要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挖掘社会工作参与组织培育的相关思路,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组织培育的具体途径,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形成顺畅、有序的开展,本文则在此方面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研究——以成都市C社区社会组织为例

伴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进行,政府从原来单位制包办一切逐渐转变为简政放权,服务型政府建设收效颇丰。与此同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也被提上日程,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本文以成都市C社区社会组织为例进行实务研究,从个人、环境和社区三个层面出发,改善其能力不足的问题。

治理共同体理念下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基于合肥市R社区的实地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党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有着资源与情感整合的显著优势。基于治理共同体理论,笔者通过对R社区社会组织的访谈,发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存在情感体验不足、互动机制不完善、集体行动同质化、松散化等现实困境,因此,提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从再造信任情感、重建互动机制、团结集体行动三方面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路径,以推动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进而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如何获取资源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成立(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备案还是登记)后,获得一定的资源以维持基本运作、正常开展活动,便成为基础性任务之一。那么,农村社区社会组织要从哪里获取资源呢?所谓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货币资源、人力资源、实物资源。

“五社联动”视角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研究

“五社联动”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成就。实现从“三社联动”向“五社联动”的转型,是推进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基础不够稳固的农村地区,有必要培育高质量的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来确保“五社联动”新机制的有效运作。然而目前,许多农村社会组织社区在新型农村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多种挑战和困境。针对农村社区的特点,本文认为发展和培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文体类社区社会组织和公益型社区社会组织成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发展方向。以农村社会组织的建设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强化其组织结构和功能,不仅能够有效推动农村社区的整体进步,还能为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构奠定坚实基础。

山东省东营市 创新培育模式 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新路径

山东省东营市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示范作用,聚焦项目、资金、人才三项驱动,打造动员、激励、联合三项增能机制,不断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新路径。目前,全市社会组织总计2124家,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3969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