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吸毒人员社区管控的现状及对策——以粤西M市为例

自《禁毒法》实施以来,各地基层街道办、乡镇人民政府纷纷在禁毒办的领导下,按照《禁毒法》关于社区戒毒的规定,成立了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开展社区戒毒工作。社区戒毒作为我国三大戒毒措施之一,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但在实践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我国粤西地区M市吸毒现状及社区管控工作的深入调研了解,发现存在禁毒社工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吸毒人员配合度差、吸毒人员信息不全面且无法整合共享、经济落后区县无法按比例配备社工等问题,从构建专业化的社工队伍、加强社区专业性服务建设、推动多元化联络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社区戒毒康复督导机制、开辟新的经费保障渠道五个方面对社区管控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以期建议戒毒社会工作向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社团化与社会福利行政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青年学生抗拒社区管控的行为探讨

本研究基于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危机背景,着眼于心理学中的情绪层面,基于青年学生目前正处于心理与情绪活动较为活跃以及行为自控能力有限的年龄背景,通过文献整理与论述,将在家期间的青年学生所产生的消极情绪划分为外向消极情绪与内向消极情绪两种,分析两种消极情绪作用于面对社区管控时青年学生抗拒意图的方式与路径,建立行为模型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验证。最后基于公共卫生危机和离校青年学生在家期间面对社区管控的背景,为学生的心理疏导与离校管理工作提供建议。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社区“防管控”一体化体系建设及效果评价

目的探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社区“防管控”一体化体系建设及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福建省老年医院在福州市部分社区通过便携式肺功能仪检测筛查出的150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75例)与对照组(75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管理方法,观察组患者采用社区“防管控”管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活动呼吸情况、自我干预能力、肺功能、焦虑和抑郁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呼吸困难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的呼吸困难评分、SAS评分和SDS评分均低于本组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评分、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_(1))、用力肺活量(FVC)、FEV_(1)/FVC水平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估简表(WHOQOL-BREF)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的ESCA评分、FEV_(1)、FVC、FEV_(1)/FVC水平和WHOQOL-BREF总分均高于本组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干预1、3个月时的WHOQOL-BREF评分均高于本组干预前,干预3个月时的WHOQOL-BREF评分均高于本组干预1个月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1、3个月时的WHOQOL-BREF评分均高于同时刻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而言,为其建立社区防管控一体化管理体系,可延缓病程进展,提高生活质量,并改善不良情绪,临床价值较高。

基于微信小程序设计和实现疫情社区健康管理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多地散发,为了能够进行更好的社区健康监测和服务,及时掌握社区居民的相关信息和健康状况,将微信小程序开发技术应用到疫情社区健康管理系统中,既能让社区管理人员更好地掌握和跟踪住户的实时健康状况,也可使住户申请社区医疗更加便捷。该系统功能包括社区健康打卡、健康预警、医疗申请等功能,极大地提高了社区健康服务和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效率,简化了住户社区医疗申请。

杭州市天水武林社区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危险因素及社区-家庭联动健康管控模式的干预效果

目的研究杭州市天水武林社区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危险因素及社区-家庭联动健康管控模式的干预效果。方法选择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120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危险因素。所有阳性患者在进行诊断后,及时开展干预,根据干预方式不同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采用社区-家庭联动健康管控模式干预,对照组采用常规延续性护理,两组患者均干预12周。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生命质量评分和幽门螺杆菌阳性复发情况。结果120例经尿素呼气试验结果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70例,未感染患者50例。幽门螺杆菌阳性与阴性患者的受教育年限、年收入情况、生食饮水、生食蔬菜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5.31、6.59,χ^(2)分别=10.74、5.64,P均<0.05),进一步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较小、年收入情况较低、生食饮水、生食蔬菜均是造成幽门螺杆菌阳性的危险因素(OR分别=1.02、1.63、1.09、1.02,P均<0.05)。干预后,干预组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以及环境领域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t分别=5.53、10.17、4.57、3.04,P均<0.05)。随访1年后,干预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阳性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2)=5.61,P<0.05)。结论受教育年限较小、年收入情况较低、生食饮水、生食蔬菜均是造成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社区-家庭联动健康管控模式干预对于感染幽门螺杆菌患者的效果明显。

严控再次犯罪指标下的行刑误区——监禁模式固化的成因及系统性破解

控制行刑阶段再次犯罪不总是与降低重新犯罪率整体目标一致。施行外松内紧且逐步社会化的执行方案虽是抑制重新犯罪的治本之策,却因抬升行刑阶段的再犯罪指数而被长期搁置。在立法层面,刑法持续扩大"不得假释"范围明显带有社会短视眼光甚至体现了部门自保的动机,新增条目不仅拉裂刑罚结构层次及规范链条,还有悖于绝大多数服刑人重返社会的事实。在执法层面,因顾及再犯率,行刑部门更是将社会推入再度受害的风险之中。监狱管理以减刑为中心无异于将出狱人陡然推向陌生社会;危险驾驶人混押于看守所虽无再犯之虞,高压震慑却激化其对抗情绪且加剧犯罪传染;社区矫正部门评估犯罪人再犯风险时高频做出不予假释的意见,从外部堵住了监狱出口;社区矫正部门顾忌再犯率指标考核而强调全方位管控和不得不虚置执行逆转程序,这些都反映出执法取向的错乱。其原因在于政府、司法机构和公众都在不当放大再犯率对于社会治理状况的标识作用。从紧盯监狱循证矫正、服刑人危险性评估和社区矫正立法等分阶段考察,回归行刑一体化视角,凭借宏观政策杠杆,以扩大假释为支点,或可将整个行刑机制拉回理性轨道。

新冠病毒肺炎的预防和社区管理,以哈尔滨疫情再次爆发为例

2019年年底爆发的COVID-19疫情,已然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疾病。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中国作为最早将疫情控制的国家,为全球COVID-19公共卫生防疫提供经验。然而,随着疫情逐渐向好,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区域)开仍然出现了"疫情反弹"。本研究就2020年4月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疫情再次爆发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对疫情的源头和本土传播链的形成进行追踪,然后从境外输入管控、聚集性管制松懈、医院管理、公民意识和责任等方面分析了哈尔滨疫情反扑背后,COVID-19疾病社区管控的缺失,并从中得到启示,在社区管控方面,为中国当前形势下,防止疫情反弹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