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居民公约化解社区纠纷的可实行性与构建路径

在国家法调整社区民事纠纷的同时,宜探索来自民间法的优势力量,而居民公约便是应对社区纠纷的有效举措。居民公约的法律定位和特征决定了其化解社区纠纷的可实行性。认定居民公约的法律地位、尊重居民公约的主体意愿、规划居民公约的运作程序、辅助居民公约的国家力量等是其化解社区纠纷的构建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目标设定与系统优化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但城市化的质量并不高。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其的解决应该面向未来,关注纠纷解决的最终效果。我国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包括行政介入的社区纠纷解决、社区自治机构主持下的社区纠纷解决以及诉讼程序下的社区纠纷解决。现行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应以大调解实践为契机实现系统优化。

调解法律方法与社区纠纷解决——以情理调解方法为例

社区调解制度属于人民调解制度的范畴,又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调解制度。单位社会的解体以及社区体制的形成使得社区成为社会基础纠纷的聚集地,并且社区纠纷具有与以往纠纷不同的新范围、新类型以及新特点。调解法律方法表达出一定的文化内涵,如传统"和合文化"是调解法律方法的文化基础,其特有的文化力是社区调解制度生命力的保障,对于社区纠纷解决具有促进价值。作为调解法律方法具体文化样态的情理调解方法,其本质是"乡土正义",在社区纠纷解决的运用过程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人民调解制度在社区纠纷化解中的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纠纷也呈现出复杂、频发等特点,当司法资源无力应对时,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人民调解在我国有着很好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又有着便捷、灵活等特点,在处理社区纠纷时有着天然的优势。本文以兰州市某街道近四年人民调解纠纷的实际情况为例,分析人民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从提升调解协议效力认知、建立信任关系、人民调解职业化发展、增加专业调解机构、与其他部门建立有效衔接机制等方面完善该制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广州市社区纠纷“非讼”解决的理论应用与实践探索

"十九大"后,广州市将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依法治市、法治社会、社区普法等如火如荼。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不等于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单一的法律诉讼难以有效化解多样化的社区纠纷,运用"非讼"方式解决社区纠纷,有利于和谐法治社会的构建。广州市根据社区纠纷解决的现状,合理配置法治资源,探索构建多方式、多层次的社区纠纷"非讼"解决机制,各种方式之间既相对独立、可供选择,又紧密对接、协调共存。同时,"非讼"机制与诉讼程序衔接兼容,实现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一体化,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刍议——北京某社区纠纷状况的分析

本文围绕城市居民在社区中出现的新生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以及居民、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变化,记录现代社区内出现的各种纠纷以及典型的业主自发维权活动。主要分析了北京一典型社区中业主们自发组织的集体维权行动,并试图对社区民主自治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以社区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民间法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国家法的一种重新审视,民间法的提法一直受到质疑,另有民间法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概念,而在中国本土是否实际存在与西方相符的这一二元体系仍有待讨论。但是讨论应当给民间规范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社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民间规则运作将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提供可启发的思路。

基于案例推理的社区纠纷调解方案检索算法

案例检索算法研究是案例推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基于案例推理原理,利用不同类型特征属性将案件量化,从而构建案例库。使用K近邻算法计算历史案例与目标案例的相似度,匹配出相似度最高的历史案例。利用此最优历史案例的解决方案作为参考,去解决目标案例所述问题。最后,将该算法应用于社区纠纷调解,该算法注重实效,定位快速,能够高效解决社区纠纷。

工业化、城镇化与社区纠纷的关系分析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社会矛盾亦是如此。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民在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社区可以看成社会的缩小版,如今的现代化社区已经不再具备传统社区的良性互动功能,社区内部或邻里社区可能会自发形成阶层隔阂,因而社区居民、业主、社会组织、物业、居委会以及利益相关群体之间就形成了矛盾集群。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纠纷主体和形式的多样化,故而健全的社区自治功能和完善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是创造和谐社区的关键所在。

中国城市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意性分析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结构和城乡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来的熟人社会成为"新市民",他们的不断加入改变着城市原来的生活模式和行为状态。社区纠纷主体私法权益的处分权决定了民事纠纷是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由当事人选择,在社区解纷机制的构建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让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成为实际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唯有此才能提高社区纠纷的解纷效益,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化。

工业化时代商品房社区纠纷问题研究

我国现已步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加快了我国社会革新与全面发展进步的步伐,同时也作用于我国的基层社会关系。商品房社区作为工业化时代的特定产物,同时也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内部和谐关系的建设成功与否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对商品房社区纠纷发生的原因及特征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探索新时代社区纠纷解决的长效机制,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制优化。

完善舟山基层社区纠纷调解的对策建议——基于甬东沈岭社区的调查

社区纠纷繁杂且不易处理,社区纠纷调解成功与否是关乎人民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目前很多社区存在着对社区纠纷调解工作作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社区调解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社区居民对社区调解不信任等问题。因此,社区应通过加强宣传力度,建立信任机制等方法,结合"情、理、法"以更好地解决社区纠纷。

民间规则在社区纠纷解决中的运用研究——以上海社区调解制度为研究样本

以上海社区调解制度为研究样本,根据调研提出"为什么各种民间规则而不是法律规定在社区纠纷解决中占据优先地位"的问题,考察了民间规则在社区纠纷解决中的运用状况。分析了法社会学视野中社区纠纷的类型和本质,指出社区纠纷的有效化解得益于调解人采取了各种民间规则,并运用生动的社区调解案例对解决社区纠纷运用的各种民间规则:情理、道德、舆论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总结分析了运用民间规则解决社区纠纷的学理启示,提出以民间规则为抓手提升社区调解制度的路径思考。

完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共建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纠纷在数量和类型上呈现出新的特点。结合其现状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加以完善,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难点和热点话题。

社区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构建中的法文化理念

不同的法文化理念对于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及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社区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需要相应的法文化理念的支撑，相关法文化理念的确立和强化是社区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本文通过对“和为贵”及无讼的价值观与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理念的深入阐述，旨在强调在社区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中，两种不同的法文化理念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同时应重点强化“和为贵”及无讼的价值观，以利社区纠纷的及时化解。

基于市场契约城市社区物业纠纷的经济学解释及其预防机制构建

城市社区物业纠纷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市场交换活动,实质是一种市场契约的缔结、达成过程,二者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市场契约关系。城市社区物业纠纷的经济学解释是,物业公司与业主市场契约缔结、达成过程中,双方实际市场地位不对等,物业公司强势垄断,业主缺乏投票选择权,政府隐形价格规制与物业公司形成利益同盟,业主集体维权遭遇"搭便车"。构建城市社区物业纠纷预防机制,从源头上防范物业纠纷发生,必须通过立法赋予业主更多权利,健全物业公司退出机制,建立业主集体维权激励机制,完善市场契约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才能实现城市社区和谐、稳定。

合意视角下城市社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城市社区纠纷类型的多元化以及纠纷主体关系距离的变化,决定了纠纷当事人对社区纠纷解决程序的需求也是多元的,这种不同的选择由各自的利益驱使和价值选择所决定。然而,当前的城市社区解纷机制未能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合意,例如仍然禁止当事人合意扩大仲裁范围,当事人的诉权行使仍受到审判权严格限制等。过多的强制和无可选择偏离了社区纠纷的本质属性,使纠纷的解决程序欠缺一定的公正性和正当性。因此,在构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应当以合意为基础,以公力救济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保障,充分发挥社会救济的功能和作用,并认可私力救济的法律效力,构建多种解纷程序有效协调运行的多元化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

社区纠纷怎样调解

如何做好社区调解工作,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中,促进社区邻里和睦,维护社区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当前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苏省常州市勤业新村的一位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对此有表自己的看法——

以业主调解组织 打造社区纠纷解决“第一道防线” 吴棉国代表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发言

机构定位: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在建设行政部门、街道办及社区支持配合下成立,专门调处本小区居民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在机构上,由司法行政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纳入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在业务上,由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培训、指导。运行机制:业主调解组织由业委会成员、物业管理人员和外聘的法律专业人士组成。日常调解时,由业委会成员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当值物业人员为辅助人员,外聘法律专业人士随时配合调解工作。经由业主调解组织调解成功,原则上以居民自我和解方式化解纠纷;若有需要,可上报所属社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调解书并司法确认。

论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以设立大学社区民事纠纷调解中心为探究重点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为职业教育,这符合我国当前法治建设进程以及法学学生就业的客观需求。法学教师应以学生为本,积极探索教学改革方法,构筑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设立大学社区民事纠纷调解中心是实践教学的模式之一,有利于培养法学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当然,大学社区民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运行尚存着客观制约因素,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