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行政化问题研究的演化图景与发展方向——基于CNKI文献(2001—2021年)的可视化分析

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来自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2001—2021年收录的关于社区行政化问题研究领域的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了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网络特征、时间线视图和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以展现中国社区行政化问题研究的演化图景全貌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发现,目前我国社区行政化问题研究领域还未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科研共创群体,相关学术研究正处于增长阶段,与我国社区建设发展历程吻合,该领域的发展需要能带来长期效果的公共政策推动。当前研究成果相对聚集,主题之间的关联性较强,但尚未形成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有较强指导作用的分析框架,定量分析成果较少。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在实践中运用技术和法律支撑,应成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非制度性约束与行政化传导:分析社区行政化的一个理论解释框架——基于无锡市A社区的个案

通过构建正式的制度性约束,实现社区的去行政化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途径。无锡市导入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后,由上而下的行政事务的制度性传导渠道得到规范,然而非制度性渠道却成为了社区行政化传导的主要通路。反映出政府部门试图通过对社区的非制度性约束实现行政事务下沉的偏好。针对通过领导批示及打招呼等便宜方式实现行政事务下沉的现状,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非制度性约束下行政化传导机制。分析发现,条块分割体制下部门政策效用的有限性以及社区居委会和居委会干部在组织和个人方面对政府资源存在依附关系是非制度性约束下行政化传导的必要条件。

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

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的需要强力推动的结果,因而它更多地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展开的。这种路径选择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对政府的角色和社区的性质进行合理的界定。

论WTO背景下的社区行政综合执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国际化 ,而且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行社区行政综合执法 ,努力探索行政综合执法的最佳模式 ,对行政检查权和处罚权进行适度集中 ,就是改革我国现行执法体制和改善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举措 ,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社区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的问题,从"经济人"假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角度来分析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拓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良性互动等对策。

大部门制视野下社区行政体制的创新

我国社区自治发展程度,取决于社区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度和深度。现行社区行政的小部门制,既产生政府效能问题,又使社区陷入行政化困境。我国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是微观层面上建构"大部门制"的过程,其突破口是社区业务流程再造。

浅议社区行政化问题

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需要推动的结果,它的路径选择更多是自上而下,这样就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引入治理理念。

我国社区行政模式的选择

市场经济使政府型社区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使社区功能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改革旧的社会管理机制已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社区管理的目标模式是以社区自治为操作平台的自治型社区行政,而我国社区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目前不能采用此种模式,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具有衔接性的过渡模式即构筑以行政为基体,自治为导向的混合型社区行政管理模式。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走出困境:从社区行政化到社区自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性变迁。本文通过对社区自治基本范畴的分析,探讨了社区自治的必然性,并寻求从社区行政化到社区自治的思路,以实现从社区行政化到社区自治的转变。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社区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文章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的问题,从"经济人"假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角度来分析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拓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良性互动等对策。

制度学派视域的社区行政化剖析

社区行政化是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前期,为了控制社会稳定而较为普遍运用的一种社区治理方式。这一制度在特定时期内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此制度的潜力在今天挖掘已尽。目前学界对于社区行政化的研究往往过于表面,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制度学派的制度锁闭和路径依赖理论能够较好地解决社区行政化研究当中,理论解释的困境,从而为更好地理解社区行政化和促进社区自治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一种可操作的方法。

社区行政:非政府组织公共行政——美国社区行政非政府组织行政的启示

美国是一个实行分权制的联邦国家,政府处于营利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站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政策调节、法律制定和财政支持来实施宏观调控和管理。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社区非政府组织发展原因、类型、运作管理模式及其功能并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美国社区公共行政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社区行政机构化的倾向与克服

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政府的工作着力点,但在建立怎样的政社合作机制上并不明朗。政府部门往往把社区当成行政末端布置工作,并复制现行的政府工作模式,使社区出现较为明显的行政机构化倾向。在政府的干预下,一方面社区偏离了自我管理服务居民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对社区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克服社区行政机构化倾向,需要建立双向考核机制、政府与社区的协商机制,以及试点专业社会工作站,目的在于重建社区功能、保障社区自治。

论城市社区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通过对我国城市居委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社区行政化其实是一个逐步减缓的过程。摆脱社区行政化,最终实现社区自治,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不仅应该完善社区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的职能权限,而且还应努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居民的自治精神。

权力下放、执法困境与压力生成:社区行政化下基层治理内卷化生成机理研究

在社区行政化的背景下,为消解基层单位负担,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上级政府通过委托、代理模式,将行政执法权逐级下放至基层街道办。社区居委会作为街道办的组织延伸,共同参与执法。与权力下放相伴随的,是繁重的行政事务同时下沉。因此,社区基层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了执法困境。这也加重了基层压力,且进一步加速了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整体态势。本文引入“委托-代理”“行政发包”“街头官僚”等理论,建构“资源—要求—压力—回应”框架,对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居委会自治与街道治理三重维度作用下基层治理内卷化生成机理进行分析。

基于行政边界优化的社区中心规划--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

社区是我国社会管理的微观组织,承担了基层行政管理、社区服务和民主自治的三大基本职能。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社区职能的物质载体,其配置与社区行政边界有着很大关联。文章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以社区职能为出发点,分析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及成因,进而从社区行政边界优化、社区中心规划两个方面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优化,具体探究了社区的合理规模、行政边界优化原则以及社区中心包含的设施类型、规模、选址和空间组织形式等,希望能为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更新和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