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罚则与合作治理

社团罚则是指社团内以章程及其他自治规则的规定为表现形式的,对社团成员至社团外社会成员所施的惩罚性规则。表现为成文或惯行,处罚违反社团规章所确定之义务的行为,约束社团公共事务并且形态多样。社团罚则的出现及功能发挥根源于社团自治,能为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提供部分秩序行政分解能力。具备行政法法源性质的社团罚则等社团规章与国家法形成规范的联合,社团罚则在具体层面上保障发展自治秩序,配合国家秩序行政作出调整,从而达成合作治理。

社团罚的合法性审思——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退赛事件的法理解读

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使得中国足协的社团罚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而其根源在于人们对《体育法》第31条第3款的误读,因为中国足协依据《体育法》的授权管理中超联赛的权力性质并不是基于国家权力的行政权,而是基于行业自治的社会权力,这使得其根本无力僭越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而基于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与社团罚的性质格格不入,故对于当前中国足协的社团罚而言,正式性是弥补其社会合法性不足的不二选择。

社团罚的受案标准研究

近些年来,对社团罚求告无门的事例时见报端,学者们大多主张依据法律法规授权的规定,将这类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实践表明,传统授权理论在社团罚的受案标准问题上存在诸多局限,而完全摒弃这一理论又不现实。故有必要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协调权利保障与社团自治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对授权理论作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为法院审查社团罚提供可行的标准。

从行业协会社团罚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责任机制单一,不足以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笔者建议利用行业协会社团罚的软法优势填补硬法的缺陷。行业协会有其自身的优势,本质是基于信用机制对成员的约束,是内在的、长期的、有效的约束方式。立法有必要明确行业协会社团罚的地位,同时对其进行规制和救济。

论社团罚

我国在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 ,产生了与西方社团性质不同的各种社团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社团罚。面对社团罚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 ,我国法学理论没有及时对其进行准确的定性 ,法律实践也缺乏迅速有效的制度救济。国内外学界的契约说、社会权利让渡说、社团固有权利说、国家授权说等各种观点 ,均无法正确阐释我国社团罚权力的本质。我国社团罚权力的本质是公私权力的混合 ,社团罚中存在着变相行政处罚、设定和实施民主性不足、法律救济缺失等问题 ,应当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 ,科学构建对我国社团罚进行法律控制的平衡机制。

行业协会社团罚:兼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完善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责任的设置不足以遏制不正当竞争,可以尝试以行业协会社团罚的软法机制来弥补硬法的不足。行业协会有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在动力、能力和优势,而且其社团罚的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约束,可以对会员形成一种长期的心理强制,有很强的约束力。理论上,行业协会社团罚是社会自治的一种方式;实践中,我国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行业协会社团罚的需要。软法与硬法可以形成耦合,作为软法的社团罚也可以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责任机制相耦合。德国很早就在理论和司法判决中承认了社团的处罚权,我国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也可以考虑对行业协会社团罚予以承认、规制和救济。

社团罚抑或合同罚:论股东会对股东之处罚权——以“安盛案”为分析样本

在安盛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东会之罚款权,但应明确其标准、幅度,否则股东会作出的处罚决议属无效决议。股东会的处罚权,可以有多种解释角度——公司作为一种私法组织,有"刚性的内部治理"——设定处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能体现为私法组织的"内部自治性制裁权"(社团罚),也可能体现为"私法责任形式"(合同罚),在股东会处罚权设定不完备之情形,还可运用"推定技术"使其得以实施。因此,安盛案中法院对股东会处罚权之有无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对其具体运用/实施的判断,则过于简单。就此而言,安盛案作为最高人民法院之公报案例,其指导性有限。在中国尚未形成关于社团罚(包括公司内部处罚权)的完备体系,有关社团罚之性质、权源基础、设定依据及司法审查等等,均需参考德国法予以完善。

论中国足协社团罚的生成逻辑

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使得国家法体系下的法律责任均直接或间接根源于国家的暴力机制,而中国足协社团罚的权力来源于其自身的社会权力而非国家权力,因而,缺乏国家暴力支撑的社团罚,其生成逻辑在于集体行动理论中的选择性激励。社团罚生成的法律边界即其合法性问题则在于对其性质的重新厘定,此外,社团罚的正式性也是保障其合法性的制度安排。

社团自治视域下中国足协引援调节费制度的省思

基于限制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频繁高价引援的初衷,中国足协出台了引援调节费制度。为了探究引援调节费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围绕规则制定的主体、程序以及引援调节费的性质等方面对引援调节费制度进行了分析。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来检视引援调节费制度,可以发现该规则的设计缺乏自洽性,文件的制定背离了程序正义,制度的出台也违背比例原则的要求。从社团自治的视角出发,在法治思维下探索适合本土职业足球发展的规则体系,提出:中国足协要增强规则设计的自洽性,制定程序应当凸显社团自治,要尊重职业联赛发展的规律。

论成员权的限制与剥夺

我国《物权法》对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系采用三元论,于立法层面承认了成员权,并对业主的责任采用以业主规约的形式予以规制的模式。但于实践当中,业主规约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不完善的现象,仅凭业主规约并不能达到对违反义务的区分所有权人予以相应的约束。我国对于成员权立法中应引入传统大陆法系的社团罚制度,对违反义务的区分所有权人进行处罚,以完善我国立法当中的不足。

论高校教育惩戒的法律性质

惩戒是对具有特别身份关系的人所作的非难性裁罚。惩戒主要有社会罚、行政罚、纪律处置措施等不同种类。在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公立高校被定位为公营造物或公法人,其对学生的惩戒因而被定性为特别权力关系下的纪律处置措施。在我国,教育法立法将高校定位为社会主体。司法实践中据此将“处分”这一高校教育惩戒之典型形态定性为法规范授权高校行使的行政罚。但行政罚的定性,无法解释开除学籍以外之“处分”的行政不可诉性,同时也无法明确“处分”以外之其他教育惩戒的性质。立足于管办评分离的改革目标,高校在法人化基础上应作类社团化的主体塑造。高校教育惩戒宜定性为社会罚,并以高校自主性规范为主导实现法治化。国家则通过严重惩戒的介入性立法、不当惩戒的立法禁止等方式对高校的教育惩戒进行规制。

足球改革背景下中国足协法律地位之困境及破解

在本次足球改革背景下反思中国足协法律地位,可以发现,存在"政社分开、依法自治"的改革目的和行政主体留恋于自我定位之困境,由此也导致《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的"法律授权"条款与排除司法审查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造成中国足协法律地位不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足协自身定位上的模糊,也与法律解释存疑、理论回应乏力有关。本质上,中国足协权力来源于成员签订协会章程这一社会契约,将中国足协定位为私法主体符合本次足球改革的目的。由此,中国足协可以获得行政诉讼上的豁免,但不能排除刑事监督、行政监管和民事司法审查。应当积极发挥私法上社团罚的救济机制,解决足协处罚无法得到外部救济的困境。

企业惩戒权的基本属性及法律规制

2008年《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被废止后,我国法律虽然对企业惩戒权持宽松态度,但作为一项对劳动者的不利益制裁,企业惩戒权若遭滥用,必然对劳动者权益造成减损,故对企业惩戒权予以一定的约束实属必要。企业惩戒的社团罚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类违约私法制裁措施,其权利根系发轫于企业固有权说和劳动契约说,其行使应当受到来自契约另一方劳动者意志的约束;基于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分配无法自动平衡的现实,国家立法应适当介入规范企业惩戒权的运行,同时构建必要的企业惩戒救济机制。

《行政处罚法》面临的挑战与新发展——特别行政领域行政处罚应用的分析

随着各种新现象、新技术、新治理模式的出现,1996年《行政处罚法》所设计的行政处罚制度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自治领域的行政处罚契约化、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日增的张力、行政处罚在新技术领域的无所适从等都是当初《行政处罚法》制定时所未能充分考虑到的问题。行政处罚将朝着深层次的契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就此有必要明确《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法律法规体系中的总则地位,明确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规定特殊领域行政处罚的设定要求与标准,完善《行政处罚法》的相关重要制度,吸收来自专业行业的实践经验,并建立契约化行政处罚理论与制度。

社会自治处罚的法治悖反、制度回应与规制路径

社会自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社会自治组织频繁运用与行政处罚相当的处罚方式维护自治秩序,时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形发生,行政法应予以关注。社会自治组织设定和实施具有行政处罚属性的处罚有其民主正当性,是自治内在逻辑与自治管理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和我国现行《行政处罚法》存在冲突,其合法性饱受质疑。面对涌现已久的社会自治处罚,《行政处罚法》应当适当调整以回应社会自治的治理之需并对其加以规范。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新行政法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未来《行政处罚法》之修改,应超越传统予以制度回应,有条件地允许社会自治组织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并从处罚设定、处罚实施、处罚救济3个环节进行法律规制,建构起兼顾社会自治自主性与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自治处罚制度。

股东(大)会对股东的处罚权研究

在公司治理中,股东(大)会处罚股东的行为在现行《公司法》找不到明确的依据,为了发挥公司自治作用,亟须准确定位处罚权的性质并构建相应的救济机制。从比较法角度借鉴德国社团罚理论,中国语境下的股东(大)会处罚权是一种类违约金的私法制裁,其可通过公司章程、修订的章程和决议等规范性文件设立。股东(大)会处罚股东时,在公司内部应构建前置告知程序和决议作出前的抗辩程序予以权利救济。法院应审查处罚股东的程序和实体方面,确保股东(大)会作出处罚符合程序要求,同时法院应审查股东侵害公司权益的"违约事实"的真实性及处罚结果的合理性。

体育赞助合同冲突的法律规制路径

主要运用现代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论对体育赞助合同冲突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分析。通过剖析体育团体与赛事赞助商对赞助合同冲突的处理路径,并提出体育赞助合同冲突的事先规制路径,有助于促进体育事业的法治化。研究表明:不同体育赞助合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体育赞助的利益多元性与赞助合同内容的排他性存在矛盾。根据受赞助方不同,体育赞助可分为个人赞助、团体赞助与赛事赞助3种方式。团体与赞助商签订的体育赞助合同,不能约束团体内运动员。团体赞助商因为运动员履行了冲突性个人赞助合同,只能主张团体承担违约责任。团体内部规章不得限制运动员享有对外签订个人赞助合同的缔约自由。运动员履行了冲突性个人赞助合同,应根据与团体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承担民事责任。赛事赞助商与赛事组织者的赞助合同具有排他性,可分为绝对排他与相对排他2种类型。赛事赞助商既可以间接通过要求赛事组织者通过禁止入场、取消成绩等方式,制止运动员、团体履行冲突性体育赞助合同,也可以直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救济。团体与赛事组织者应尽快完善冲突性体育赞助合同的处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