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

一个理想的文明形态代表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期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这一文明形态必将首先以一个高度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表征。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向度加以叙述,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旧文明形态非正义的超越中,构成了对上述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这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形塑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未来发展前景,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语境。

基于社会正义的风险传播与可持续发展耦合机制

为识别突发性事件风险传播中社会正义的不同维度对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首先,通过构建风险正义理论框架,阐释社会正义的4个维度:程序性、互动性、分配性和矫正性正义与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空间及时间特征的耦合机制;然后,将风险正义定义为在治理和管理突发性事件时利益相关方参与权利的公平合理品质;最后,详细分析突发性事件风险管理准则《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015—2030》的内容,用以阐释风险正义框架的前景潜力。结果表明:这份风险管理准则非常强调分配和程序正义的社会和空间问题,而对于互动性、矫正性正义以及时间、生态问题的考虑则较少,由此,可能会导致突发性事件风险传播对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社会正义视角下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邹城市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下,满足人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需求、维护公共资源的正义分配成为关注焦点。研究以山东省邹城市为例,从空间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三个维度构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公园绿地布局评价体系,在社会正义性、空间可达性、建设经济性原则下,运用NSGA-Ⅱ算法筛选出满足目标解集的公园体系规划最优布局,为城市绿地多目标规划决策和公园城市建设提供思路与借鉴。

《上帝之城》中“社会正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解读《上帝之城》中教诲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只是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的,“教诲”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上帝之城》被广泛认为是中世纪政治理论的起源。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分析发现:关于社会正义、财富的分配,奥古斯丁通过该作品对于世人的教诲至今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巨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党建公共空间

在中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在组织空间、下沉空间、参与空间、整合空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党建公共空间作为协调各种空间矛盾的枢纽空间应运而生。通过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3个层次对福建省厦门市6个党群服务中心展开案例分析,得出组织引领贯穿空间生产、均等服务保障空间分配、多元协商助力空间行动、系统谋划规范空间布局的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正义、分配正义、交往正义、规划正义的理论建构。

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实现道德目标的哲学考察

本论文探讨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并对实现道德目标提出哲学考察。首先,对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深入理解其内涵和特点。其次,比较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如自然权利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由主义,以及对应的社会正义原则。接着,剖析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在实际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挑战,涉及福利分配、机会平等和社会包容等方面。最后,提出了应对挑战的可能途径和方法,强调综合运用不同的哲学观点,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和道德价值,以促进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和谐发展。

以审计正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探赜

审计正义是正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审计正义的价值内核为社会公平正义。审计正义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分配的伦理视角,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逻辑上,审计正义与社会公平正义互促共进,这从两者的实践追求一致、伦理内核统一上可以看到。新时代,应构建“一体两翼”的审计正义大格局,以此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为审计伦理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这对深化公平正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地方人大监督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刑法“第二十条”是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新春伊始,电影《第二十条》的热映,使“正当防卫”“见义勇为”成为热词。无论是从电影的视角,还是从实践的视角,刑法“第二十条”的实施和落实,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担当作为,关键还在于有效监督,特别是人大监督。维护刑法“第二十条”,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大监督责无旁贷。地方人大应加强刑法实施情况的监督,对刑法“第二十条”落实情况予以密切关注,寓支持于监督之中,进一步深入地推动刑法全面贯彻落实,有力地推动刑法“第二十条”落实到位,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与社会公平正义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行业特征、区域差异和制度因素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种技术变革,而且是一种社会变革,它可以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指引新的路径,提供新的动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居民社会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

从理性主义到社会批判:当代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建构

城市规划是国家对空间资源的生产与分配进行调控,干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城市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理论建构的演进过程对于把握城市规划的本质至为重要。从理性主义的工具论,到寻求城市正义的本体论,当代西方城市规划已经从实现城市功能主义空间美学的技术工具,嬗变为追求城市权利与公正的社会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承担的社会批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国家的进步,促使国家对城市规划传统中机械的现代主义进行改良,使规划更“软”、更贴近社会现实,并“重划”空间结构,重置空间资源,推动城市区域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为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满足城市居民对空间正义的要求,作为当代西方国家批判理论的前沿,城市规划从“空间批判”的视角,不断为国家描绘出包容性与公平发展的新蓝图。

共同富裕:社会正义的中国实践及其发展启示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仅为实现社会正义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其对符合伦理应当的经济效用分配的追求更体现了社会正义的实质。共同富裕的实践体现了社会正义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落实:对国家而言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对社会而言实现了“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对个人而言则增进了主体的福利、尊严、自由与德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启示在于它不仅为消解世界贫富分化带来的不公平、不正义问题提供了借鉴,也担负着辨析当代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使命,其展现的对人类发展的正义关切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路向。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社会公平正义绩效评价——以深圳基层图书馆为例

以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模型为基础,利用基尼系数、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及回归模型等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模型。以城市社区为基本单元,构建“地域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三层级的测度模型,并以深圳基层图书馆分布为例,据此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深圳基层图书馆的地域公平绩效及社会正义绩效评价较高,但社会公平绩效评价较低。总体而言,深圳市基层图书馆分布基本满足了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需求,但在人口密度较高、城市建设发展较早的区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全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建设力至臻至善至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

以教育空间正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区域差异、城乡分异、贫富分化导致的优质教育资源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维度配置不均的事实,是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出现的现实矛盾,掣肘社会发展,也是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破题所在。空间正义为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教育空间正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教育空间正义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一致性与辩证统一性。教育空间正义指向构建突破区域、校际、阶层空间的教育共同体,让教育资源实现时空拓展,体现社会正义价值,进而推动社会公平发展。

强基计划的正义成就、困境与发展路向探讨——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理论的分析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正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强基计划出台,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之告一段落。近年来,强基计划进展顺利,试点学校不断增加,审视其正义问题有其必要。立足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理论,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强基计划在目标设计中彰显了“应得”的正义原则;严格的招录程序设计体现出程序正义之价值;全面把握招考改革经验、屏蔽复杂背景影响和多程序协同推进则强调规避“制度背离”。然而,尽管强基计划坚守程序正义,却在不同正义原则之间顾此失彼;尽力规避的“制度背离”实际上也难以避免。强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还需从平衡正义原则和防范“制度背离”两个方面入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正义追求的替代方案

对正义的追求贯穿于人类历史,也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正义的魅力正在于它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它似乎永远都是一种理想。正义是一个具体性和历史性的课题。即使我们在工业社会语境下讨论正义的问题,寄托于制度的构想,也不可能使之实现。同样,也从来没有看到通过行动实现正义的成功案例。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新社会运动”、民粹主义行动以及网络上的言论暴动等,都无法提供正义。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正义的追求都是不同的,并无一个普遍性的正义标准,也没有一个普适性的实现正义的途径,甚至人们会对实现什么样的正义感到困惑。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题被提了出来,这意味着正义追求应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所替代。

《资本论》中的社会正义思想及其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启示

社会正义思想是《资本论》所阐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贫富两极分化的批判、恶劣居住环境的批判、技术毒副作用的批判构成了《资本论》中社会正义思想的基本内涵;描述性与规范性相统一、解构性与建构性相统一构成了《资本论》中社会正义思想的内在特质。《资本论》中社会正义思想内蕴着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正义愿景,其为我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明确了高阶目标、直接抓手和战略支撑,对推进我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关注中国问题的社会正义性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正义,通常被视为过程的合理性、结果的正当性,社会正义所指向的对象可以是历史事件、人物,也可以是重大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中国问题具有一种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社会正义倾向,始终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揭示出正义的民族必然发出正义的呼声、正义的人民必然谋求正义的事业、正义的实践必然需要正义的理论。这一理论视角显示,马克思主义学说普遍的适用性离不开特殊的需求性,一旦“适用”与“需求”契合相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得到人们的接受、运用和发展。这在实质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的“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会通相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深刻基础在于中国具体实际。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着力于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着力于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行“公平正义”之举,增“人民福祉”之义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决定》表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是实现人民福祉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生态与社会二重性: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环境社会工作新方向

社会工作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需要回应现代性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是现代性的一对重要矛盾体,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应当回应这个问题。为此,需要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两个主体的调适与融合作为驱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新的开端和指引,对环境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所遵循的价值观、工作法则做出新的解释,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的新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