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都到村社:元代社稷礼制考

元代社稷礼的制定与实践,可分为国都、州县、村社三个层面。元代国都、州县社稷礼制是由国家制定的,但二者的建置是不同步的,因为蒙古统治者对于社稷所具有的农业神、政权象征二重属性的接受有先后之分。较之于唐宋,元朝的社稷礼既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又继承和延续了前代的发展脉络。元朝国都、州县、村社三个层面的社稷礼之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多重互动。国家对州县社稷礼的规定与州县的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弹性。基层社会自发的社稷祭祀多种多样,有的表现出国家礼制对基层社会的下行渗透,有的则是私家礼学的自主实践。总体而言,元代社稷礼是中国礼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越绋行事:金朝常祀社稷时间考

帝制时代,社稷礼是国家重要祀典之一。这项祭礼既具有为天下求福报功的原始意义,又是王朝疆土的象征。女真人建立金朝,认同并传承了这项传统礼制,在全国推行社稷礼。这是金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学界对金代社稷礼始于何时存在重大误识,且这种错误观点已经被一些学者认同、引用。实则,金代国都社稷礼始行于金初的熙宗时期,海陵朝将国都社稷礼列入“越绋行事”的范畴,即不受皇家私丧限制而定期举行的祭礼。金朝至迟从海陵朝开始,已将社稷礼定为国家常祀。

金代社稷之礼再探

金代自熙宗朝开始讲求社稷之礼,至世宗大定七年方定为常祀,每岁二月、八月致祭。章宗明昌四年,又将祭祀日期固定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明昌年间还诏州县修举社稷之礼,《永乐大典》所引元代《太常集礼》中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金代州县社稷制度,以唐制为蓝本,兼采宋制,并结合本朝的实际情况加以损益而成,总体来说趋向于简便易行。金代民间社稷之祀,延续了晚唐以来的衰落趋势,政府也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只有少数地方如襄垣县立义坊,民众能够自发地倡行社稷之礼,但缺乏制度保障,难以长期延续,且不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