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伦理观视野下的肯·洛奇电影

秉承了强烈社会责任感与艺术使命感的肯·洛奇,热情而又冷峻地记录了多年来从英国到欧洲,及至世界各地的社会变革,表现了对社群分崩离析下个体坎坷命运的关注。其影像文本中流露出的观点,如对人从属于共同体的肯定,对共同善与最高善的追求等,是与社群主义伦理观不谋而合的。可以说,洛奇的电影之于英国电影有着补缺甚至是救赎的意义。而洛奇选择典型社群,不无戏剧性地构建人际关系的方式,也为中国电影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企业自主性与主体俘获:H村基层环境污染遮蔽的个案叙事

在乡村振兴和环保下乡背景下,部分乡村地区仍然存在环境污染遮蔽的现象。研究发现,主体俘获是污染企业有效发挥自主性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基层官员的变通执法、周边村民的沉默回应和村庄干部的庇护履责。主体俘获现象的生成机制包括俘获空间和污染企业在此基础上采取的俘获策略。俘获空间由基层行政空间、基层社会空间和基层市场空间三部分构成。污染企业立足俘获空间,通过采取策略整改、利益分配和关系运作实现对基层官员、周边村民和村庄干部的俘获。针对当前基层环境污染现象,应该打破由污染企业所缔结的主体俘获局面,构建包括基层政府、普通村民、村庄干部等相关利益主体在内的协同治理格局。

论生活伦理的伦理价值

生活伦理是以自然伦理实体—家庭为主体的"神的规律"的产物,但它却孕育了"人的规律"的伦理可能。生活伦理的合法性不仅是来自于非课题的伦常生活有效积习的自明性,还表现为生活伦理对家庭及一般社群的伦理奠基性。生活伦理维系了家庭秩序化,构成一般社群伦理的先决价值。

邻居的异化与重构——《欢乐颂》与现代社会的人际征候

邻居的异化与陌生人社会的产生,是人们对现代社会人际征候的一种判断。电视剧《欢乐颂》虽然仍体现着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个体意识、功利意识与变动意识,但却重现了集体意识、非功利意识与恒久意识,由此将邻居在现代城市生活的语境中加以重构。《欢乐颂》一方面消解了现代社会对邻居异化的论断,另一方面突显了现代伦理肯定的一些价值与意义。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等思想家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标举一种源自共同体的社群伦理,《欢乐颂》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以其对邻居异化的反抗表达了重构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诉求。不过,这种重构并不彻底,其伦理诉求也具有局限性。

两大理想社会的差异——从《理想国》与《论语》的对比说起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现实的交流之中,政治、经济、学术、观念、习俗……的碰撞几乎无时不在.而所有这些差异的根源几乎都必须追溯到中西文化的源头. 从中西方的两大经典--<论语>与<理想国>入手,分析其中在个人、家庭、社群、国家四个方面的不同论述,指出其分歧在后世的影响,试图揭示这种文化差异的某些根源.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与东亚的现实

文章对照中国和韩国等东亚的传统和现实 ,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进行方法论分析 ,主要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理论假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都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东亚经济政治的制度结构与西方不同 ,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政治与市场有本质的区别 ,交换政治观本身就有问题。有权威主义传统的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 ,在儒家“行仁政”思想的影响下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 ,政治中“交换”的色彩不明显。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上仍有缺陷 ,在强调国和家大于个人 ,注重社群伦理的东亚 ,个人主义的地位并不突出。此外东亚的个人主义的内涵也不同于西方 ,有非理性的特征。政治具有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特征 ,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政治和改革 ,各自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路径依赖理论较为适于中国的改革分析。

善于用正关系和圈子

最近抓贪腐抓出了一些窝案，“打老虎”打出了团伙，所以又有人感慨中国“关系社会”的“劣根性”。这种认识虽然情有可原，但这样的思维是不全面的。关系与圈子就和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为善，且都是一个社会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不过一个是非正式机制，一个是正式机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好的社会治理。好的关系治理可以带来和谐关系、礼治社会、自治团体和社群伦理，但关系和圈子若在没底线的人手上，就成了特权、后门。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同样的，法律落在这些人手上也一样为恶，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华尔街肥猫”，危害社会。

略论人生伦理的结构

人生伦理的原则应是围绕人性伦理之“自转”与围绕社群伦理之“公转”的辩证统一。人生伦理，按人生阶段可划分为童年伦理、青年伦理、中年伦理和老年伦理}按活动领域可划分为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公德伦理；按人格境界可划分为普通伦理、先进伦理、英模伦理和伟圣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