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守仁从祀孔庙原因浅析

王守仁是明代大儒,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影响至今。他传奇的一生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特点,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由于其特殊的贡献得以从祀孔庙,成为官方认定的经世大儒。学界关于王守仁从祀的过程研究较多,但对于其能够得以从祀的原因还少有详细梳理。可从王守仁个人理想、主要成就、外部保障及学说的时代性等四方面来论述厘清这一问题,这对于研究王守仁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周敦颐从祀孔庙历程考

周敦颐在去世一百多年后成功从祀孔庙,其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北宋到南宋前期黄庭坚和胡宏从人品和思想方面极力推崇颂扬周敦颐,南宋以张栻、朱熹、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家,从文献、理论、政治方面提供了准备。在金国、蒙古持续推行汉化,寻求法理正统的倒逼下,南宋朝廷不得不参与到对外文化论战中,而道学是合适的思想武器。虽历经绍兴学禁和庆元党禁的压制,周敦颐最终在1220年获赐谥号,并于1241年与其他四位道学家一起成功获得从祀。这标志着朝廷在政治上肯定了周敦颐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枢纽地位,为之后元明清三朝濂溪学制度化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因抑制了濂溪学发展的多元性而使其趋于保守。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却因史籍记载混淆矛盾而产生几个认知上的困难。明穆宗、神宗两朝《实录》、《万历起居注》、《国榷》等书以及当时涉事人物的奏疏等公私文字,在记述曲折的从祀过程时发生了问题。其实,万历十二年廷议从祀之事,主持者礼部尚书沈鲤采纳了不利于阳明的观点、意见,认为阳明所获支持甚少,因而疏请不予从祀,而阳明之终获从祀,则是由于首辅申时行特别向神宗皇帝申说请求所致。廓清各种记述上的时序淆乱,是辨正此事的关键原委,进而说明学者引用明人记述来讨论此事时,不能径以所见作为根据。

“行道之儒”的从祀之路——以陆贽、韩琦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孔庙从祀制度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贤儒接续儒学"道统"者,这一制度在唐代正式形成。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有传经传道之功,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及至清代中后期,各种矛盾交织,内忧外患频仍,于是世人越发看重儒者的治世之业,企望能有治世名臣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一心态在孔庙从祀制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因而从祀贤儒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范畴——"行道之儒",也就是行孔子之大道于世的名臣也得以从祀孔庙。陆贽与韩琦等经世名臣先后得以从祀孔庙即是明证。但陆贽、韩琦自被提议从祀到最终从祀成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与清代政局变化密切相关。

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明代心学家王守仁从祀孔庙述论

王守仁从祀孔庙是明代礼制和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去世后的政治现实,决定了嘉靖年间不存在讨论王守仁从祀的可能性,然而王守仁的弟子们通过努力,为日后王守仁从祀奠定了学术传统和社会舆论的基础。隆庆元年(1567年)王守仁从祀孔庙的首次讨论因反对者较多而未能成功,但在此次讨论中耿定向突出了王守仁的事功,确立了王守仁相对于其他从祀对象的优势;宋仪望撰写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系统回答了王守仁从祀的诸多理论问题,成为王守仁从祀的纲领性著作。万历年间,因张居正、陆树声等内阁重臣反对,而使得万历初年的两次从祀廷议均告失败,但王守仁从祀的格局已经基本确立。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王守仁终得以从祀孔庙。

基于动作捕捉技术的孔庙祀典数字化

祀典现场情况的保存,通常采用的是摄像机或照相机拍摄的方式,这只能从几个有限的角度以二维图像的方式进行记录并传播,在数据的重复利用及编辑性方面有其弱势,且数字化程度较低。针对这一问题,以孔庙祀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作捕捉技术对祀典乐舞舞蹈的舞姿进行三维空间的数据记录提取,对舞者动作的运动轨迹保存处理后,利用Maya、Motion Builder及UDK软件进行舞蹈及其环境的三维建模、动作绑定及角色动画制作,数字化地再现孔庙祀典乐舞的精髓。

河北儒学之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以孔庙从祀儒者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大地自古人杰地灵,儒者辈出,共有毛亨、毛苌、董仲舒、刘德、刘因、孙奇逢、颜元、李塨等八位大儒得以从祀孔庙。这八位儒者又可细分为传道之儒、卫道之儒、明道之儒和体道之儒四种类型。通过对这些儒者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以及从祀孔庙历程的考察,可以从中提炼出大一统思想、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讲求实际等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河北儒学之精神,为河北儒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陈献章从祀文庙考——明代文庙从祀标准上的犹豫与抉择

文庙从祀历来为官方承认的儒学正统所在,明中期关于儒者从祀在条件、标准和人物选择上都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倾向。陈献章以一代儒宗崛起于岭南,影响深远,成为时人讨论的热门对象。但他的从祀之路却并不平坦,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坚持儒释之辩的反对者看来,白沙学问宗旨摆脱不了近禅的嫌疑;而尊朱学者对于白沙则因其与阳明心学的亲缘关系而有所顾忌,白沙身后两次从祀之请因之被格。明中叶心学大盛之后,诸君子必欲为文成争地位,不得不以文庙为战场,然施行有渐,反以白沙为先导,白沙从祀文庙之议始终盛而不衰。白沙从祀之所以历时长久,不但因从祀所关甚大,更在于涉及理学正统、儒释之辩、白沙个人生平以及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等。经过历代士人长期持守,白沙之学最终得以从祀文庙。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宋代政学语境中的“狄难”考

“狄难”一词源于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中原政权面对“夷狄”势大的一种称呼。“狄难”在宋代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北宋时期,辽宋澶渊之盟,也是“夷狄”势大不得已之举,同时西夏对宋多有骚扰。北宋亡于女真后,整个南宋时期,面临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入侵,可以说南宋始终面临“狄难”的难题。南宋思想家面对朝局如此困境,把“狄难”与北宋亡国、夷狄入侵南宋相联系,认定王安石变法是搅乱朝纲的原凶,夷狄入侵越急切,批判王安石声浪愈高,最终导致理宗朝王氏罢祀孔庙。

“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曲阜孔庙祀田是历代帝王封赐给衍圣公府,用以承担阙里祭祀费用的土地。1928年2月,大学院废除春秋祀孔祭典后,围绕曲阜孔庙祀田归属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衍圣公府及社会各方展开激烈争夺,并逐渐演变为一场文化论争。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蔡元培等人将孔庙祀田收归国家、升科纳税的提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衍圣公府竭力反对祀田国有,除了试图保留自身经济来源外,尚有延续儒家祭祀、恪守祖宗家法的考虑。孔祥熙等政府要员及社会上关于祀田文化意义的讨论亦反映出祀田国有问题,不只是经济争端,还关涉其所维系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最终,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旨在收归祀田为国有的《改革曲阜林庙办法》以"暂缓执行"不了了之。孔庙祀田的境遇,为重新审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从《读书录》到官箴书——《薛文清公从政录》研究

《薛文清公从政录》是明末刊印的重要官箴书,其内容主要来自薛瑄的《读书录》。从《读书录》到《薛文清公从政录》的成书、刊印相隔150多年,其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薛瑄从祀孔庙。嘉靖年间,胡缵宗从《读书录》中辑出《读书录要语》和《薛文清公从政名言》,与从祀支持派提出的立言、立功这一新的从祀标准相呼应,以推动薛瑄从祀。《薛文清公从政录》选摘自《薛文清公从政名言》而成。这一坊刻官箴书的出现,以薛瑄从祀孔庙之后的影响力为背景,并受晚明官箴书普遍流行风气的深刻影响,具有相当的商业性与实用性。

顾宪成赠谥、从祀文庙成败探析

顾宪成逝世后,各级官员纷纷为其请谥,然而谥典却阻力重重。崇祯帝拨乱反正后,不仅为他加赠官诰、赐谥,还决定将其从祀文庙,顾宪成的儒学宗统地位及砥柱中流的政治作用得以确认。至康熙朝,顾宪成从祀文庙仍存一线希望,而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彻底否定不仅最终阻止了从祀之典,也成为影响后人有欠公正评价东林和顾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顾宪成谥典、祀典成败过程进一步辨析政治上的是非真伪,还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

薛瑄是第一个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1574年,薛瑄从祀孔庙的第三年,朝鲜王朝派往明朝的使节许篈、赵宪将有关薛瑄从祀的详细消息带回国内,并向国王上书要求将薛瑄纳入朝鲜孔庙从祀,最终未能实现,但薛瑄作为明朝从祀孔庙的第一位本朝先儒的示范意义,最终促使朝鲜完成了对本朝先儒的"五贤从祀"。朝鲜王朝选择坚持自身学术正统,并不惜在孔庙配享制度上与明朝中断一致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朝鲜王朝一种自主意识的体现。在处理明王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问题时,这一事例提醒我们,比起一味地关注和强调两者间文化共性的一面,有些差异性的面向所传递出的信息,更值得关注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