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祖宗像形式研究

祖宗像在为维系家族传承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的画法和一整套严格的程式一直是画工间通过口头和手上技能相互传递,这种传递不仅丰富着表现内容,而且使绘画程式日趋完美。这类画像里面蕴涵着大量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是研究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窗口,并因为家族的力量得以流传至今。

祭如在:祖宗像的文化蕴涵——基于意义构成、仪式功用、图像呈现的探察

敬天法祖是中华传统社会文化的信仰所在。世人依时祭祖,在神圣时空举行神圣仪式,达成精诚交通的幽明感格,确认血脉赓续,强化精神认同,获得敦亲睦族、光前裕后之效。祖先信仰的意义构成,天然禀有根源性、整合性、超越性,指向族类谱系延伸、社群秩序扩展、人格境界提升,伦理共同体成员也由之唤起使命感、责任心与自觉性。祭祖仪式从各个环节传达深刻寓意,唤起世代之情的感动,示范伦常之德的感化。神主牌与祖宗像既是祖灵在场的载具,又是生者致意的对象,在仪式活动中,具有寓灵于器、寄情于像的重要功用。明清时期,民间祭祖权扩大,宗祠家庙文化兴盛,祖宗像的绘制也蔚然成风。从技法以及成效考察其图像呈现,存在着三个阶段的历时嬗变。作为肖像画的一种,祖宗像以其忆往思来之能,具有报本反始的文化蕴涵。

形象与认同:湘黔边界侗苗地区飞山公杨再思祖宗像的统一化建构

飞山公杨再思是湘黔边界侗苗地区许多杨姓家族共同追认的英雄祖先。族谱中的飞山公杨再思祖宗像,在历时的建构过程中,因时因地的不同,其视觉形象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多元至统一”的历史变迁。飞山公杨再思祖宗像的统一化建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复兴和传统再造的社会背景下,基于跨地域、跨民族的杨姓地方知识精英推动,以及传播媒介普及等多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地方性文化现象。这促进了区域内的族群互动和文化认同,并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提供了生动的地方性实践案例。

清代戴氏《祖宗像》修复探析

本文介绍的清代戴氏《祖宗像》为民间藏家的藏品,原件病害较多,又因藏家的保管知识匮乏,对藏品折裂处使用大量透明胶进行粘连,导致文物遭受二次损害。为科学严谨地重新装裱修复该藏品,本文从《祖宗像》的含义引入解析藏品价值,同时通过分析检测制定了详细的修复计划,并深入思考“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两种修复理念,提出《祖宗像》修复后如何科学保护的相关建议,最终实现《祖宗像》重焕光彩、继续承载寄托思念的使命。

略论南宋初“祖宗之法”的异化与回归

鉴于五代乱象,宋太祖、太宗践行了诸如守内虚外、以文制武、分权制衡等原则的统治策略。后世将这套原则的核心精神不断丰富和具体化,经过长期汇集和文人士大夫的总结,这套说法被概括为“祖宗之法”。南宋初,纷杂的时势使“祖宗之法”出现异化,权相政治出现、军权下移,权相政治推动了专制体制的新发展,而强大的历史惯性终使宋廷在军事领域又回到了“祖宗之法”的治国旧轨。

从《方氏像谱》看中国古代祖宗崇拜

榆中县博物馆庋藏的《方氏像谱》,图文结合,其形式与早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地区邈真像有着诸多相似性,反映了西北地区以祖宗崇拜为目的的肖像画传统的悠久历史和地域特征,同时也传承着元代册页形式的小型像谱和绘画的技法理论。其文字题记,时时体现出"昭孝事祖"的精神内涵。

工匠制作与世俗需求——以祖宗像为例

"工匠"作为一种职业,不论是官方、民间、自由民、非自由民,其制作都必须以符合雇主的需求为主。"世俗性"在众多影响工匠制作风格因素中,是至关重要的。透过对现存的明、清民间祖宗像的观察,使我们得以从世俗需求的角度对工匠的制作进行思考。

论祖宗祭祀礼的伦理思想根源

本文从祖宗、祖神以及祖宗崇拜的起源与鬼神观念的产生和生殖崇拜的发生之关系入手 ,论述了祖宗祭祀的文化构成。并着重探讨了祖宗祭祀礼的伦理思想根源与本质 ,指出祭祀的情感要求是恭敬虔诚 ,祭祀的典礼节仪要求是等级秩序和差别规范 。

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

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其形成制约，是官僚政治遇到的难题之一。宋朝君臣共同提炼维系的“祖宗之法”，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纽结。

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解读——以四川客家话为考察对象

四川是我国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区。以四川客家话为例,考察“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历史与现状,不难看出其文化内涵:体现了客家人对自己语言的文化自觉和祖先崇拜观念。“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了客家方言的文化功能,即情感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和族群认同功能。客家语言态度上存在两个极端,体现了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的矛盾。四川客家在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中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中国人的祖宗观念及其现代阐释

中国人的祖宗观念与其独特的宗教观、伦理观乃至政治观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长久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鉴于过去对它的简单和粗暴的做法,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之进行重新清理和反思,意在延续精神血脉,光耀传统文化。

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考论——以宰相赵普权力变迁为中心

在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太宗时期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选官用人、统军御民等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略,其被宋朝后世君主奉为'祖宗法',受到遵循。其中,'异论相搅'的祖宗法在此期间形成,它有效地制约了朝臣专权,防止了权相乱政,巩固了皇权,保障了宋朝初年中枢权力的正常运行。赵普作为历经宋初二帝的名相,其权力随着朝廷人事安排、政治斗争、皇位更迭等屡经调整变动,以赵普权力变迁为视角,能够更好地解读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的实施状况。

寇准“好刚使气”的个性与宋朝“祖宗家法”的冲突

北宋名臣寇准,胸有大志,才冠其时,但他的政治命运却与其志向和才能相去甚远。该文通过对他的个性的研究以及对宋朝"祖宗家法"的剖析,发现二者之间的冲突是造成寇准政治命途多舛的重要原因。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寇准的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的政风以及专制政体强化对臣僚心态的影响。

祖宗之名与故事之形——宋代诉讼惯例的运行、因革与法理

宋代诉讼程序中长期承用的各类习惯性规则或曰诉讼惯例(故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指导、补充和矫正等重要功能。以此为观照点延伸来看,祖宗法度、法律故事和诉讼惯例在宋代司法实践中交融互通,呈现出名与实、形与神的三维关系结构。以"祖宗"为权威来源,以"故事"为代表形式,宋代司法场域中习惯性规则的继受、运行与变革,充分体现了宋代诉讼惯例赓续不绝、因时制宜、革故鼎新的内在特征。通过对纠弹、受案、惩赃、覆奏、恤刑、赦宥六个领域惯例规则的讨论,可大致厘清宋代各类诉讼惯例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实况。宋代诉讼惯例主要依循复旧、立新、破例和折中四种因革路径。作为诉讼惯例的宋代祖宗故事之沿革损益,深刻反映了中古时期法律创制与法律适用之间的微妙关系。宋代诉讼惯例的运行与因革,展示了祖宗之法、先朝故事和本朝故事对司法实践的广泛影响。在演进逻辑上,宋代诉讼惯例呈现出多元并进、交融互补、相互转化的构造样态。在功能意义上,诉讼惯例成为构建宋代司法传统的基本依据,完善宋代法律体系的力量源泉和实施司法裁判的重要依凭。

儒家孝道伦理与祖宗崇拜关系初探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孝"是一个原发性、综合性的伦理范畴,它的发展历程与祖宗崇拜这一传统信仰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祖宗崇拜是儒家孝道伦理的源头,围绕祖宗崇拜而形成的祭祖礼是儒家孝道的最初存在形式;春秋时期伦理理性的觉醒使儒家孝道发展成具有道德精神的伦理规范,祖宗崇拜是儒家孝道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封建国家"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祖宗崇拜则是统治者在全民中推行忠孝教化的重要手段。

客家人:宁卖祖宗田 不卖祖宗言

本文就卖和买、祖宗田和祖宗言、传统和现代等问题上,从字形、字音、字义等方面,对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潮流中,客家人应变被动迁徙为主动迁徙,其价值取向也应从坚持“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转变为“能卖祖宗田,能买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怎保祖宗言?”

事亲与继志:宋孝宗之“孝”新论

历代史家多以宋孝宗之“孝”仅指孝事高宗,这一意识限制了孝宗践行“恢复”之志。而根据宋孝宗及部分士大夫对于“孝”的阐释,孝宗之“孝”呈现为“事亲”与“继志”、奉养高宗与效法太祖诸多层面交错联结的复杂图景。他们的阐释扭曲了高宗主张维持和议的本意,强调孝宗只有效法太祖创业,才是继承高宗之志、完成高宗未竟功业的“大孝”。不过,孝宗与这些士大夫却因“恢复”意识的不同,分别提出两种相异的践行“继志之孝”的行动方案:孝宗强调“恢复”即是要立行北伐,多述太祖尚武习劳的故事,并认为“恢复”须审时度势,不必尽循太祖故事;士大夫则强调谋求“恢复”重在整军备战以及革除军政时弊,所述太祖故事多为强调关防制衡的“维持之具”,并认为“太祖创业故事”寓含整军备战的一切良法。

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

宋代自太宗朝以降,在政治上"法祖宗"是一个突显的历史现象。关于这一点,近十多年来已为学界所关注,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不过,学界讨论的重点在北宋时期,似对南宋时期涉猎不多,故笔者略陈管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多维解析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客家人普遍信守并广为流传的一条祖训。"不卖祖宗言"不仅表明了客家人对祖先的敬畏和对祖训的遵循,而且反映了客家人对客家话的自信和对客家文化的坚守。从客家先民的迁徙史、传统教育学、语言学、文化学等不同视角分析探讨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由来及其历史现状,对客家话、客家精神及客家文化的传承创新都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