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赋的对答新变与“祖骚宗汉”说的生成

宋代文赋及其对答形式的仿汉新变是祝尧“祖骚宗汉”说得以生成的关键环节。对答形式盛行于楚辞、汉赋而式微于六朝俳赋及唐宋律赋,欧阳修、苏轼的文赋则通过多用“主客问答”使对答形式重获生机。文赋作家为与特重声律的律赋对抗,在创作中继承汉赋的议论精神和对答形式,学习对问文体的结构样貌,以此达成文赋的“仿汉新变”。欧、苏等人的写作尝试使宋代文赋在结构形式上日益定型并逐渐得以与律赋并立。祝尧在此基础上结合俳赋“尚辞”与文赋“尚理”的特征,将古赋视为融汇“辞”“理”“情”的典范赋体,并继承洪迈的赋学思想,从对答形式角度梳理了从古赋到宋代文赋的赋史脉络,最终借由赋体形式的新变创设出了“祖骚宗汉”说理论。

论李白辞赋的“祖骚宗汉”倾向

李白辞赋今存八篇。受当时赋风、时风及李白个性气质的影响,其赋作具有较强的个性抒情特色。其赋不但鉴借楚骚之精神,亦兼承楚骚汉赋的艺术表现方式,如在句式、章法、用典、使事等方面,皆"祖骚而宗汉"。虽元代祝尧称其辞赋"终六朝赋耳",然细析其因承袭变,加之儒道的精神契合,其辞赋在拟古的基础上实不同于六朝,在"以赋体道"方式上亦异于后世,其赋作可谓具有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内涵,同时对研究辞赋从楚辞、汉赋到律赋的演变及对经、史文化的接受具有重要价值。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论初唐四杰赋之“祖骚”

《楚辞》的艺术精髓可谓主要表现于其丰富的想象和特殊的"兮"字句式的运用,"兮"字语用功能的丰富性使楚辞语言的表现极具情感表现力,故常为后人所取法。综观屈宋之后,效其法者众多,但句式基本趋于单一,缺少灵动变化。故自朱子以降,多遭诟评。然对楚骚精神的继承,实自初唐四杰已蒙变新,特别是拟骚句式的运用,亦生新变巧,化用"兮"字句式,虚实相兼;又兼融对问、抒情、议论、叙述等表现方式。初唐四杰赋的拟骚实践及其拟骚倾向在楚辞接受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亦开后来赋"祖骚宗汉"之先。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

是神肖,不是形似——从《雁门太守行》谈李贺的“祖骚”

李贺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早就指出:李贺的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宋僧道潜的《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诗赞李贺诗“风骚拟屈宋,妙处相颉颃”。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祝尧的古赋论

祝尧所宗的古赋为有先秦两汉赋风的抒情赋。“祖骚宗汉”和“以情为本”构成了祝尧的古赋论,体现了他将诗教与情教、诗教与赋教合而为一的意图,反映了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既希望元代统治者推行儒教,同时又对受到统治者的冷落和歧视愤愤不平的两重心理。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赋学与楚辞学的分合

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编辑 ,文献目录对作品的分类收录以及古代文论对文体的分类评述等三方面考察 ,认为赋学与楚辞学自南朝萧梁时期开始分离 ,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同时 ,又通过分析楚辞学对骚赋的看法及赋学的“祖骚宗汉”说 ,认定二学虽分开而并未完全分离 ,其间自有相关的连结。因此赋学与楚辞学是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的两门学问 。

唐宋赋学批评述要

唐代赋学突出的特点是形成群体性批评态势。史学家们反对齐梁浮艳文风，却能推尊屈宋汉魏，评价较为客观。古文家则矫枉过正，对屈宋进行了不恰当的抨击。诗赋家之论主要是叙其作赋之缘由和大旨，是其创作中的感性体验。宋代赋论最为可观者在于骚赋研究，“祖骚宗汉”说成为后世古赋派最集中的理论层次。唐宋律赋研究涉及体制演变和创作方法。

论清代的赋学批评

论清代的赋学批评许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是文体批评，而作为文体批评之一的赋学之批评，与其它文体批评如散文评论、诗歌评论、词曲评论相比，有一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发生早而成熟晚。可以说，汉魏时代的早期批评家是由对赋学评价引领起有关散文、诗歌艺术理论之探讨...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论元赋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元赋"祖骚宗汉"的创作指导思想、"变律为古"考赋制度的改革,对于重建辞赋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于承上而言,元代辞赋发展起到弃律纠文、维护赋体的作用,使辞赋又一次获得生存的艺术土壤。从元赋发展自身体察,其对王权话语的特殊强调乃是当时考赋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并起到"赋亦载道"的功效。以启下而论,元代赋论"辨体"、"尊体"思想,对明、清的赋论及辞赋创作有开创之功。

论明赋之演进历程

明赋显示了从"祖骚宗汉"到"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演进历程:洪武建文朝沿袭元朝"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念,但开国之初的新气象也有反映,与元赋有所不同;永乐至成化朝,祥瑞赋与京都赋繁盛,艺术上取径范围宽广,宗汉的特点突出,赋颂传统回归;弘治至隆庆朝,复古思潮兴起并发展壮大,复古派提出"唐无赋",反对唐律赋与宋文赋,在祖骚宗汉之外,对六朝骈赋有所包容,创作上却并不完全废弃律赋与文赋。反复古派于赋论无所建树,现存赋作在骚汉赋、六朝骈赋的基础上扩大了宗尚的范围,对唐律赋、宋文赋关注较多;万历泰昌朝,复古派反思自身在尊崇骚汉过程中的堆垛奥僻之弊,反复古派提出"唐赋明白简易",实际创作则向"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宗尚靠拢,两派界限渐趋模糊;天启崇祯朝,拟六朝之作超过骚体赋,从创作上体现了"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观念;遗民赋沿袭启、祯朝特点。

对几个赋论范畴的历史思考

中国古代赋论由汉朝肇端,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以迄元明清,大体经历了由赋用论到赋体论、赋法论的变迁,就赋体论而言,又经历了明体、破体、辨体、尊体的批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赋论范畴,倘择其要,例如"丽则""体物""六义入赋"以及"祖骚宗汉"诸说,既可将其视为重要的赋学批评节点,又可将其置放于动态的赋学发展史来回顾与思考,以省察其理论的构建价值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