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天舆地:堪舆视域下青藏高原神圣地景解析

基于传统的地理认知的观念,古人对自己周边的山形地貌、水势、植物等都会附会与宗教密切的关联,通过想象、语言、神话及象征符号将周围的自然神圣化,成为心目中吉祥地形,来进行寺院、圣地、聚落选址的参照物,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统一,营造一种身心愉悦的吉祥环境和神圣化的精神家园。西藏传统的地理景观,不仅包括了山水和植物,更为关键的是还包含着众多神灵的世界,因而从宗教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独特的景观类型浸透着自然的、超自然的和神圣的力量,借用宗教和符号的观念解释青藏高原环境,神圣地景观念传达着青藏地区人们超越人类中心的传统生态观念。

曼荼罗化的村庄:西藏昌都嘎雪的神圣地景与生态观

本文借用"曼茶罗化"这一概念,对西藏昌都嘎雪这一康区藏族村落的神圣地景进行解读,并以此对当地的生态观与实践进行理解。笔者认为,嘎雪的"生态-神圣"地景传达着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生态观。在这个地方被曼荼罗化的过程中,佛法作为一种实践,成为协调各种力量的中介。在纵向的维度,祭山仪式、有关地景的佛教化传说,将过去与现在相关联,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态实践;在横向的方面,佛法也成为维持自然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的技术形式。

景观神圣化理论透析与引申:从自在景观神圣化到旅游神圣化

为准确解读景观神圣化理论思想并对其在我国实践应用中的价值进行检验与反思,在厘清景观和神圣化等核心概念基础上,诠释了景观神圣化理论内容并构建景观神圣化概念模型;通过成吉思汗陵宫建筑从自在景观演变为旅游景观并带动更大区域发展的实践案例来验证景观神圣化理论的实践价值;结合不同类型旅游地发展实践现象对景观神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做本土化引申。景观神圣化理论以景观神圣化五阶段为核心内容,反映自在景观演变为旅游景观的社会化机制。但在很多旅游地实践中,自在景观的神圣化与旅游化路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实践结果;景观神圣化操作可使自在景观产生特定社会意义,但未必一定会产生旅游价值。在旅游场域中,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指引、以充分挖掘和提升景观旅游价值为目的的神圣化操作可视为旅游神圣化。这一概念是对景观神圣化理论的引申,在实践上可指导旅游景区和旅游区域的等级提升。

白先勇《台北人》的“神圣空间”

白先勇《台北人》的表现主题除了以“今昔之比”为主要内容的时间主题外,还有一个更为本质且少有人关注的空间主题,此空间主题可称之为“神圣空间”。在《台北人》中,白先勇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使空间成为一种具有表现力的积极因素,空间不仅是时间的标识物,而且还是推动时间之流的“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这导致“今昔之比”的表现内容最后却落实为两个空间的对比,在此基础上,“神圣空间”主题得以凸显和确立。《台北人》叙事中存在着“神圣空间”/“世俗空间”互相比照的空间结构。在此结构中,“神圣空间”是小说人物灵性存在的关键所在,当人物被“贬谪”入“世俗空间”,其灵性以及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便趋于消亡。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是围绕此“神圣空间”主题而展开。

以文铸魂:新闻传播的神圣职责

新闻传播是一种信息传播,以此满足公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在传播的信息中,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相应的价值观。以信息传播服务于公众,能够在服务中影响和引导舆论,影响和引导人心。新闻传播在以文铸魂方面被寄予厚望。

论徐坤《神圣婚姻》的新时代生活书写

徐坤最新长篇小说《神圣婚姻》聚焦新时代生活,以婚姻书写为线索,连接了北京、沈阳、铁岭、安岭等多地生活空间,展现了新时代的多元区域特点,在婚恋变异和转企改制等变化中透视人心、人性。小说细致地描绘了新时代婚姻形态,塑造了新时代女性形象,展开了关于新时代女性解放的思考,真实地记录了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彰显了作者小说审美的变与不变,具有突出的时代感与在场感。

神圣与世俗:仙回瑶族度戒献祭仪式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涂尔干以“神圣”与“世俗”的二元理论深刻阐述了宗教现象的特殊本质,对宗教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本质上说,宗教是人神互构、圣俗交织而成的一种客观社会建制,反映了个体与自我、个体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介于圣与俗之间。现代社会不断变迁,科学发展、政教分离以及传统制度性宗教的衰落并未剥离个体和社会的宗教性,反而在更高层面上促进了人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统一。度戒作为道教、佛教与瑶族自身原始宗教融为一体的综合宗教习礼活动,象征着瑶族男子历经灵魂洗礼最终成长为完整个体的过程,是瑶族青年学习族史族规、礼仪道德和戒律条文,实现身份社会性转变的一项宗教仪式。度戒在人与神、人与人的对话中控制和建构着瑶族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评价标准甚至是生产生活方式,蕴含着深刻的神圣力量与伦理内涵。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度戒仪式的世俗教化与宗教巫术难以分割,在发扬理想价值的同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转型与反思同为重要。

青海湖官方祭祀的历史沿革与神圣性确立

青海湖官方祭祀是特殊的文化事象,它根植于中华土壤,并从四海祭祀中分离出来成为官方重要的祭祀活动。明清期间,经国家的社会治理后青海湖的神圣性得以确立并开始近祭会盟;民国时期,青海湖官方祭祀不断革新,使其成为环湖地区的特色文化事象。梳理该文化事象历史,认为青海湖官方祭祀虽然是统治者维系统治权的工具,但在促进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意志建构地方文化中的典型;对我们当下如何建设共建、共享的精神文化空间有积极意义。

神圣社会的谱系: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

20世纪30年代,巴塔耶与卡约瓦、莱里斯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学学院”,致力于研究社会存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神圣形式,从而复兴了涂尔干学派有关神圣社会的讨论。通过考察社会学学院的思想实践,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理解神圣社会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下问题: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神圣性的内涵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回应了何种社会现实?神圣性对于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指出,社会学学院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神圣社会的思考;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危机,学院又以更具动态性的进路恢复了神圣性的暧昧属性,使神圣性以更加激进的形式介入社会秩序的营造与维持,从而既为物化与压制性的生活找寻可能的解脱路径,也为社会的团结与共通提供了新形式。

神圣与世俗之间:大学体育社团中的社会人格培养——以北京大学山鹰社为例

高等教育的扩张和普及加剧了学业竞争和焦虑,伴随而来的是对人的品格和性情的影响,个人面临“原子化”发展趋势和风险。培养学生的社会人格,使其将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传统、礼俗和仪轨,并与他人、集体建立融洽关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论题。基于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相关论述,以北京大学体育社团山鹰社为例,分析体育社团在培养社会人格中的作用。认为:在山鹰社的实践中,纪律精神形塑了对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认同;在共同的生命体验中形成了对群体的依恋;作为自然教育的攀岩与登山使人成为具有内在坚定性的自主的人。社会人格的培养面临自然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世俗生活中神圣性的缺失,应通过教育活动和集体生活将其神圣性融入世俗生活。

论神圣长江与人的敬畏感

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早熟的生态智慧的体现,在当下“长江病了”的危机中,对母亲河的敬畏成为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及长江生态保护的关键一环。爬梳从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当代对长江敬畏之心的重新唤起,乃是探究长江文化美学精神的新理路。如何将古代生态智慧与当代科学理论相融合,如何在新时代激发人们普遍的对母亲河长江的敬畏感,便成为当前长江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创新性提出母亲河长江的神圣性范畴,并借助古典儒家哲学资源深刻阐发其神圣性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将长江神圣性与敬畏感相关联,聚焦长江文化中人与环境的复杂情感关系,强调民族共同体对长江神圣性之敬畏乃是长江文化及其当代生态意识传承与塑造的关键所在。

行走在“孔子之城”——近代来华西人的曲阜书写及对孔庙“神圣空间”的认知和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故里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近代以降亦受到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西人来到中国内地传教,开启前往曲阜的“朝圣”之旅。在此过程中,他们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宗教背景去看待和解读所见所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他者视角。尤其围绕祀孔之地孔庙,他们大多记录了对这一中国式“神圣空间”的描述和感悟。行走在“孔子之城”的来华西人,近距离观察曲阜,深层次解析孔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这些旅行纪闻,既引发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多方位认知孔子提供了丰富视角。

隐匿·敞开·神圣:海德格尔后期诗性自然观的内生逻辑

1930年左右,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重点由“存在”转向了对于存在的意义和真理的思考,其后他对自然问题的思考突破了前期思想中“此在”的束缚,是于诗性维度上展现的诗性自然。其早期所谈论的自然是作为世界这个整体之内的存在者,它完全依赖于此在的显现。后期通过拓展“敞开”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释放出其中潜在的庇护属性,使得诗性自然之生成和展开成为可能。诗性自然的完全显现体现为诸神的回归与神性的闪耀,展露出了“神圣者”的本质。“诗性自然”回应了自然与主体关系的新型关切,为当代生态哲学和自然美学的建构与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劳工神圣”思潮与劳工形象塑造——以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劳工神圣”思潮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前后,与其同时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乡土文学。“劳工神圣”话题的后续争议基本上围绕着两个焦点,一是“什么是劳工”,二是“劳工何以神圣”。前者的讨论最后拓宽了“劳工”的定义,将新兴产业工人、市民阶层、小知识分子等群体并入了“劳工”的范畴;后者则进一步强调了“劳工”群体的重要地位,反映在文学层面,表现为作品中日益增多的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尤其是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劳工”和“神圣”两个方面积极响应了这一思潮。这一时期,“劳工”的群体在扩大,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在拉近,也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崭新的劳动者形象。

由匏到卺:合卺之礼的神圣信仰与礼制内涵

匏爵是中国神话时代的产物,蕴含着以“葫芦崇拜”为核心的原始信仰和祭天祈禳的巫术思维。由匏爵到卺爵的嬗变历程,揭示了周代巫术传统的祛魅与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合卺之礼”的建构则体现了古人倡导“以和为贵”、遵循“九五”天道以及类比宇宙秩序的礼制内涵,可以此管窥中华礼乐文明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精神。

建党前后(1919-1922)邓中夏对“劳工神圣”口号的实践阐释

邓中夏以唯物史观对“劳工神圣”口号的阐释,肇始于他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这种实践阐释,首开知识分子走与劳工相结合的先河,走出书斋与劳工相结合,提倡“劳工神圣”以促进劳工阶级的觉醒;创办面向劳工的刊物,深刻阐明“劳工神圣”以启发劳工阶级意识;创立以产业组合为原则的革命工会,用斗争实践阐释“劳工神圣”;是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既是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在实践基础上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党的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与中国式现代化——以《神圣家族》为视点

对“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作为现代性的资本主义”之“自我意识”的反思与批判,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的统摄轴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围绕鲍威尔兄弟之神圣家族”的思想批判,蕴含了丰富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以现实的人批判抽象的人、以现实的物质利益批判“纯批判”、以现实的群众批判“精神”、以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等,揭示了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内含的普遍性、抽象性、利己性、狭隘性等现代文明症候,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性扬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道路上展现了“新现代性”的崭新图景,由此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义人类现代化、建构中华现代文明的新原则、新方向和新现实。

神圣与凡俗之间:跨文本视域下妙善故事宝卷的审美与情感

妙善故事宝卷是明清时期观音崇拜的经典,均以公主非凡的出身、崇高的品格与境界、艰难的成道过程等内容彰显出妙善故事非凡崇高的神圣色彩。但从早期的《香山宝卷》到在其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再到靖江的《香山观世音宝卷》,妙善故事凡俗色彩的增加也历历可见,如佛教教义逐渐淡化、家庭关系日益复杂、世俗性考验愈发富有生活气息等,尤其是与孝道相联系的亲情因素展现出浓郁的世俗人情味。这种出入于圣俗之间的审美情感特质是宝卷的重要特色,既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影响,亦体现出宝卷编者对民间大众审美心理的深入把握。

神圣性、动作性与社会性:阿尔托残酷戏剧中的逆流之美

源于其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阿尔托成了一个癫狂的艺术家。他高举革新的旗帜,意识到彼时一些流行的戏剧流派和作品过度依赖舞台和剧本,大多是冗杂陈旧的套式。他主张将剧场彻底改造,包括舞台背景、装饰性的物品等组成部分,只留下空旷单调的舞台。于当时西方戏剧审美体系中,戏剧的台词和语言占据主导地位,戏剧家过于依赖语言来推动叙事的发展、情节的变化和情绪的推进。所以他旨在完全打破剧本和语言对戏剧的奴役,正是于此,其残酷戏剧的内涵建立在对当时西方主流戏剧的反叛与批评之上。

中日英雄斩蛇神话的神圣叙事

由陈连山所改造的“神圣叙事”概念旨在证明中国古史传说依然保留着神话信仰的性质,并继续发挥着神话作为权力话语、价值依据的多重效用。此理论突破了中国神话研究中历史与神话的二元对立困局,既从研究范围上涵盖了神话、历史、民间传说等多种叙事形态,也将神圣叙事模式的影响纳入考察场域。在同受历史化、政治化影响较大的中日两国神话中,“神圣叙事”概念具有学理和实操上的可行性。由中日两国的英雄斩蛇神话入手,通过考察神话、历史、民间传说等多种类型的叙事形态,神话作为统治者话语权力表现、民族价值构建的表现方式得以呈现,由此可以发现中日神话神圣叙事模式在正统性构造中的相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