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难的生存选择到荒谬的宗教信仰——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的思想理路

对人类存在境遇的关照,是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核心。其中,以个体性的审美、人际间的伦理,及其对上帝的信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克尔凯郭尔审视个体生存历程的具体环节。与体系化的理性主义相反,它们不以思辨的方式被纳入抽象的统一性当中,而是凭借非此即彼的选择,呈现为碎片化的平行样态。通过揭示个体在审美与伦理层面,由于有限的选择而遭遇的悖论,克尔凯郭尔就为无限的宗教体验留下了充分的实践空间。而这恰好就从非理性的视角,展现出关于人——神对话的神学辩证法。换言之,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最终指向,实质是个体在审美与伦理维度陷入理性辩证法的困境之后,向信仰的飞跃。至于该过程本身,又直接体现为从理性向荒谬的辩证运动。

田边元与卡尔·巴特的辩证法:“种的逻辑”的转向及其问题点

1930年代是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田边元与巴特在面对自身所处的国家与政治局势,分别以绝对媒介辩证法与辩证法神学,来思考现实国家与人类实存的应有姿态。田边以大乘佛教的绝对无或空的立场,主张"没有人类的罪恶,就不会有神的恩宠"。巴特以基督教有神论的立场,主张"无论人类的罪恶,神还是神"。两者透露出"作为绝对无的神"与"作为绝对有的神"所导出的国家论之差异。以绝对媒介辩证法为基底的"种的逻辑",因田边的辩证法信仰,保留了国家的根本恶。巴特始终坚守"承认人的理性、能力之不可能正是神所使然"、"应然的地上之国必须顺从神的旨意才能得以成立"的想法,否认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政权。战后的"种的逻辑"经修正后,虽主张必须否定国家的恶,但因绝对媒介辩证法的缘故,还是无法彻底去除其恶。"种"概念经由批判与继受巴特神学,有了新的转向,亦即从根本恶的国家到宗教实存的协同体之转向。此为田边为了摆脱国家的恶,将巴特的"圣徒相通"(教会)论消化、转变为无特定界域的实存协同体的理由。然而,此做法依旧无法对应现实世界中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因此也意味着绝对媒介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