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神秘与世俗神秘——当代中西生态小说自然神性书写探论

中西生态小说对自然神性进行歌颂与重蹈的不计其数。鉴于中西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性,西方作者与生俱有的民族宗教情怀,往往赋予自然神性以宗教虔诚与批判思辨性,其自然神性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宗教神秘叙事进行比较清晰的、明确的宗教反思,以宗教层面的反思,深度思考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宗教进行人的自然伦理乃至道德伦理的驯化与自我规约。相比之下,中国生态小说的自然神性书写更为复杂。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将少数民族独特宗教意识与生态自然意识交织阐述,从而成为叙事焦点和特征性标识。同时,在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文化浸濡下,巫觋、鬼神等神秘叙事大量充斥文本,自然神性常常被世俗化、功利化,直接从精神形而上层面下滑到民间世俗生活层面。不论宗教神秘还是世俗神秘,自然神性书写在中西生态文本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往往被赋予审美和文化意义,促进审美纬度的扩展,加大对自然的敬畏感,辅助生态文本主题意义的完成。

神性书写与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散文化"因素或者倾向,不惟迟子建所专有,从现代白话小说伊始的鲁迅、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等人,尤其是萧红就更有典型性;对百年汉语新文学,小说的"散文化"几乎可以做连续性和谱系性的整体研究。迟子建小说中的宗教情怀、神性因素虽已为很多研究者注意,但鲜有人能够从神性书写的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做出细致的梳理分析。本文从神性书写中的风景、人性与"抒情传统"、历史与现实中拯救小说的日常生活美学、作为素材和散文化建构要素的神性书写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迟子建神性书写对其小说散文化倾向的关键性影响。

解读北村小说“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

北村晚近小说存在一种明显的"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此模式表现出人在现实世界的苦难和无法救赎,惟有宗教才能让人寻觅到灵魂的栖息地。"神性书写"模式在表现北村关注生命焦虑和精神困顿意识的同时,又带给了北村小说创作思想意义和表现形式的双重负面性。

生命的神性书写——《日瓦戈医生》中的价值超越维度

《日瓦戈医生》成功地将对生命意义的哲理追问与诗性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俄国传统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的精神探索旅程为核心,展现了日瓦戈医生对革命、爱情、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与生命尊严的宗教性体悟。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作品达至福音书高度的神性书写宣扬了一种圣徒般的践行方式和本真的存在方式,他以生命的价值超越向度为核心的"诗"与"思"向人类唱出了一曲生命与救赎的颂歌。

“神性”书写与地域文化中的异质体验——对阿信诗歌现代性内涵的空间阐释

阿信在当代诗人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描绘着甘南这片辽阔、神秘的西部土地。阿信长期生活的甘南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这些多元文化深深影响了其生命意识,使他坚持着一种朝向“神性”的书写。“神性”书写的内核并不指向宗教,而是要在“神性”中发掘出蕴藏在其中的人性,这体现了阿信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阿信是现代社会中的“同时代人”,虽长期远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又并非“隐居式诗人”,并未与时代脱节。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异质性,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直面内心的孤独与荒芜,找寻诗歌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他在大自然中找到了能够抵达精神深处并实现全新艺术高度的创作道路,通过诗歌对自然的探寻,重返人类源初的精神家园,并借此抵御现代社会带给个体的侵扰与伤害。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自然书写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里,伴随着都市文明缺点的日益显豁,自然与人性受到严重异化,人的完整性被无情割裂,回归自然乐园与回归本真人性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神性解释,从神意之美中寻觅终极的源泉,架起了重返自然乐园和复归本真人性的诗意桥梁。这种神性书写暗合了世界艺术潮流的脉动,提供了某种具有未来意义的现代化文化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