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德·霍普金斯风景诗中的神性自然

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杰拉德•霍普金斯不仅是公认的宗教诗人和自然诗人,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视觉敏感度和表现力的风景诗人。他的风景诗作将自然与宗教巧妙地融为一体,其笔下的风景既具有宗教的超验神性,又具有物质存在的现实性,实现了神学与生态观照之间的平衡统一。诗人通过参差多态和神秘崇高的景观描写折射出对神性自然的敬畏虔诚,同时以现代生态神学思想抵御理性主义对自然的祛魅,从而推动自然踏上复魅之路。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神性自然观的生态伦理价值

虽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形象的选取和艺术表达的方式各异,但自然的意识都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诗篇,也深刻地渗入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理念。他们的诗歌反映着一种与现代生态批评理念相契合的诗学主张,主张以艺术的形式真实再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重新给自然以神性的尊严,由此构画出人类与诗意自然和谐共生感人画卷。

心性自然与神性自然: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之比较

陶渊明的心性自然与华兹华斯的神性自然之间的区别：陶渊明诗中的自然，是任真的心性向实体自然界及田园生活的扩展与融合，反映的是诗人顺物通情、适性自得的精神境界；华兹华斯诗中的自然是客观自然界与泛神论的统一体，表现了诗人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崇拜自然的虔诚之心。这一不同代表了中西文学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的差异。

荒野中的荣光——论约翰·缪尔的神性自然书写

19世纪中叶,美国日益激变的工业化发展严重冲击了自然发展的平衡。寻求个性解放和探索精神世界的文学领域则因超验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而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约翰·缪尔作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和自然文学作家的典范通过自身广泛的旅行考察,试图在自然中寻找"神性的力量",将对自然神性的信仰有意识地融入到客观自然的表现中,并赋予了其自然文学作品以神性的品质。他不仅以一种科学的精确性再现了自然的外在肌理,而且以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阐释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他的神性自然书写对当代转折进程中探索人与自然的张力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然神性,想象无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神性自然及陌生化与想象力的运用

英国文学界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将浪漫主义运用到诗歌领域中,不仅开拓了诗歌的内容与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了英国浪漫主义。本文从启蒙运动开始,探究浪漫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并且通过与文本相结合的方式,探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当中的神性自然思想,以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于陌生化与想象力的运用,给诗歌史带来的精彩作品与永恒的价值。

自然的本体性与世界的部分复魅——《大湖消息》的生态美学阐释

沈念在《大湖消息》中以丰富的生命细节逼真地再现了洞庭湖区飞鸟、江豚、麋鹿的形貌、习性、生命样态以及湖区的地形、气候、历史、文化,又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克服了“地方性经验”可能存在的理性缺失,使整部作品既具有生命的质感又兼具思想的穿透力,从而为当下生态散文的写作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

浪漫传统中的弗里德里希与“神性自然”

弗里德里希是德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家,他开创了忧郁感伤的北方风景画传统。"神性自然"是弗里德里希最核心的美学观念,蕴含了"素朴的高贵与壮丽"。彰显这一自然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远观",并借助人物背影这样的象征符号来揭示具有北方气质的艺术"观看之道"。

“落在土里的骨头也会发芽”——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命自然神性的演绎

迟子建的小说始终对生命本身进行审美化关注,生命意识是其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核。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以鄂温克萨满文化对生命自然神性的尊崇为核心,用自由恣肆的文笔演绎生命自然神性,诗意地传达出关于生与死、爱与恨、人与自然、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邃思考和情感态度,对鄂温克人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失去森林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和悲凉的伤怀。

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龙纹的象征性——原始的自然神性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载体,与汉民族相对应,保持着与之不同的原始自然神性,表现出崇尚生命自由的情感原则,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这种深刻的内涵和美好的寓意为历代子孙所传承,是少数民族服饰艺术造型中具有重要美学价值的部分。

从《丁登寺》看华兹华斯的神性论自然观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原则

《丁登寺》探讨了人与自然、自然与人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首预先宣示和充分体现华兹华斯浪漫主义创作思想和创作原则的诗歌,无愧于华兹华斯代表性佳作之一的美誉。

论西部小说叙事中人与自然的冲突模式

表现自然神话是西部小说叙事由来已久的题材取向,这一取向的发生当然与西部特殊的自然环境相关。自然神话的书写必然要思考和展开的是人与自然的复杂关联,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始终处于既冲突又和谐的纠结之中,由此形成了西部小说叙事中人与自然的三种冲突形态: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自然的"在场"对人性的更改;放逐"人化的自然"观念,恢复自然的神性与魅性,重估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从生态视野再审视人与自然的紧张与冲突,追溯人的终极根性,探寻人的更为深远的生命境界。

宗教与科学:约翰·缪尔的双重自然解读

约翰·缪尔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美国的著名自然文学作家,他一生置身荒野,以亲身经历谱写自然之歌,向世人诠释了他心目中的独特自然。父亲的宗教教育与超验主义思潮的兴起赋予缪尔书写神性自然的能力,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给予缪尔认识自然的机会。缪尔在作品中完美地融合宗教与科学对自然做出双重解读。他追寻自然中的上帝光辉,借助科学讲述自然的故事,希冀永远留在山间与自然终生为伴。

试论于坚诗歌的两个写作向度及其艺术特征

于坚的诗歌写作呈现为两个向度:对神性自然的讴歌和对日常生活的叙写。于坚以自然为抒写对象的诗歌具有绘画美的特点,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沉思索;在对日常生活的叙写中,其诗作风格体现出戏剧化的特征,抒写了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

伤怀善美中的叩问和凝眸——再论沈从文小说的叙述形态

沈从文伤怀善美的小说叙述形态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他注目于"有生一切"的神奇美妙,注目于人的生命的自然神性,伤悼人世间善和美的损折和消失,怀想善美的重造;在伤感伤悼中苦苦思索人的生存状态,叩问文明悖论之谜;凝眸虚空,沉于抽象,思考人类生存中理性与价值的矛盾和冲突,寻求生存理性与生存价值的平衡。

张炜作品中的大地、自然神性和精神旨归

很荣幸在初秋时节能参加"张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讨会。今天是高朋满座,可见张炜先生在同仁朋友们心中的地位,我也是来向张炜先生致敬的!刚才张江先生做了主题报告,谈了自己早年阅读《古船》的经验,今天还保持了最初的感动。一部作品能长时间打动读者,让研究者琢磨,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成功。

《黄帝阴符经》自然神性观论析

《黄帝阴符经》是道教自然神性论经典代表之一,其内容不但丰富,而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在天道、地道、人道以及相互关系等方面诠释了其特有神性机理和神性法则。通过自然之神性、天人之神性、运动之神性、人伦之神性,展示了天地人"不神所以神"的基本规律和神性思想。《黄帝阴符经》丰富了道教自然神性观的基本内容,是"道法自然"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全面深入理解道教自然神性观,发挥传统文化在保护自然生态方面的促进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民间资源、自然神性与人文主义立场——阿来小说论

阿来,"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①),一个生活在藏族文化边缘地带的双重混血儿,一个深受西方文艺作品影响的中国作家。民族身份的复合性使得阿来的创作始终以某种徘徊的姿态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多重文化资源的滋养为阿来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写作视野,有学者称之为"跨文化写作"或"跨族别写作",强调其创作资源、身份立场的异质性,但如何处理民族性与普遍人性的关系对作者而言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天人迷思——泰戈尔与冯唐的文明观比较

中国当代作家冯唐因其对《飞鸟集》争议性的翻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其翻译选择显示了他与泰戈尔之间思想上的共契。冯唐与泰戈尔的思想联系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文明与自然的思考,即两人的文明观上。泰戈尔的文明观主要表现在针对个人和针对人类两个向度,他要求在个体和群体的层面克服对权力的迷恋,皈依自然神性。冯唐的文明观主要通过他的小说创作体现出来,他将文明视为同时容纳欲望和仰望自由的存在形态。两位作家文明观的异同集中在对待融通自然和人工智巧的态度上,二者都有着对自然的强烈追求,泰戈尔将其发展为对人工智巧的排斥,冯唐则将其与人工智巧整合为内在统一的整体。泰戈尔与冯唐文明观的分异,源于他们不同的历史时代语境、家庭成长背景和创作本位观念。阐明泰戈尔与冯唐跨越时代和民族的文明观对话,有助于从更深的层面理解泰戈尔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

论阿来《云中记》对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灾难文学创作逐渐受到文坛重视。"5·12"汶川地震更是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中国灾难文学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以"灾难"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显示出了创作危机。阿来《云中记》的问世,弥补了中国灾难文学创作的短板,这部小说克服了以往灾难文学创作"即时性"的弊端,从更深的层次挖掘"灾难"带给人类的启示,从而拓展了灾难文学的书写空间,开启了中国灾难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沈从文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生命伦理

沈从文的小说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照书写中表达了他对城市文明病的批判以及对乡村自然人性的赞美。进一步探究城乡对立,可以发现,其背后既隐藏着城乡两套受不同文化影响的对待疾病的态度,也隐含了城乡各不相同的生命理解和伦理观念。由此可见,疾病的书写和隐喻的使用都是沈从文表现城乡不同伦理价值和建构自己生命伦理观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