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智学、音乐和抽象绘画 康定斯基与勋伯格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理性主义的日益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瓦解的发现等变化,西方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集体不安感日益剧增,社会来到精神革命的边缘。当一个时代陷入危机与迷雾,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在思想上进行反抗,开始回溯自身文化中的神秘传统,试图在超越现实的空间中寻找精神慰藉。具体来说,他们转向神秘主义[Occultism]以寻找灵感与启发。

从图像到图形——神智学对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影响

20世纪初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视为艺术发展的自律性或偶然性结果,神智学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神智学思想对康定斯基抽象艺术及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分别通过追溯康定斯基与神智学的渊源、二者对"精神世界"的强调、对"思想形式"的追求以及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音乐性与神智学"视觉音乐"的关系四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乔伊斯与神秘哲学

乔伊斯虽以描写城市世俗生活见长,但对当时盛行于爱尔兰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神秘哲学也颇为熟悉,其作品不乏神秘主义元素。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里,乔伊斯对神智学会创始人勃拉瓦茨基夫人和其时都柏林分会的精神领袖乔治·拉塞尔极尽戏谑挖苦之能事,以此否定了绝对精神的存在,继而揭示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非理性的一面。同时,他又巧妙挪用了印度神秘哲学的循环概念,将其加诸《芬尼根守灵夜》的结构之上,在混沌中建构起独特的时空秩序。

1900—1913年的俄国哲学

俄国哲学思想确立于19世纪70一90年代,它表现在Б·Н·契切林(1828—1904)、А·А·斯皮尔(1837—1890)、В·С·索洛维约夫(1853—1900)、Л·М·洛帕廷(1855—1920)、С·Н·特卢别茨基(1862—1905)等人的著作中,后来30年又有重要进展,用突破了纯俄国哲学学框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研究、观察和建构丰富了自己。

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音乐的发展

一、俄罗斯和东欧世纪末音乐。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Nikolajewitch Skrjabin,1872—1915)出于神智学信仰,创立了一种音乐的玄学、一个神学和文化的神话。他热衷于建立音乐与色彩的联系,设想创立“色彩键盘”,有人称他为俄国的“印象主义者”。他的“神秘和弦”、晚期作品的“分裂”和弦的无调性、无运动概念动机的写作、“音块”的概念,预示了欧洲音乐的一个新时代。他作曲的主要作品有《普罗米修斯》《狂喜之诗》等。

喜龙仁的转向

喜龙仁是欧洲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人物,而此前他则是一位研究意大利艺术的权威学者,他在40岁左右时完全放弃了西方美术史的研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艺术中。本文着重考察喜龙仁此次学术兴趣转变的原因。主要从喜龙仁自身的思想历程出发,发现了他内心中隐匿的神智学情结,他的这一想法促进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独特的内心体验;进而继续考察了他初期研究中国艺术的方法问题,因为得当的方法可以弥补喜龙仁研究中国艺术的自身缺陷,主要即语言问题。

费尔巴哈和波墨

在国外的费尔巴哈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渊源于雅科布·波墨的学说。其理由有二:第一,费尔巴哈对波墨的学说比较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