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之际神权思想的演变

殷周之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宗教领域的变革也很剧烈，从殷商时期的“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神本时代，转而为“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的民本时代，其变化可谓巨矣，剖析其变化原因，有利于古代宗教思想的研究。

论周公旦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改进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起源考证,最初确立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极力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神权法思想在商朝盛极一时,商朝奴隶主对至上神和上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神权法思想到了西周,却面临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不仅弱化了神权法思想,而且成为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夏、商、周三代神权法思想嬗变

夏、商、周三代神权法思想嬗变于逸生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对于自然界的风雨晴晦，人类的生老病死，人们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便用心造了各种神，认为在冥冥之中存在一种支配自然和人类的超自然、超人类的力量。这种迷信，作为一种自然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

试论中国神权法思想的源起、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始于夏商两朝所宣扬的的神权法思想以及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反对轻罪重罚、族刑诛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较大贡献。神权法思想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重民轻神的主张,发展到汉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得神权法思想为随后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长期起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

“獬豸决讼”与中国古代“神权法”思想

“獬豸决讼”是蒙昧时代决狱的选择，是“神权法”思想的前奏，它为“天讨天罚”“君权神授”的神权法思想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法的影响颇深。

信仰之于法律——略谈神权法思想

介绍了神权法思想的哲学基础及神权观念在法律与司法中的反映。认为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集中体现了信仰对法律的影响与作用;在道德感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从宗教、文化观念等深层寻找原因和方法,或许比法治方案对社会控制的作用更深刻、更有效、更持久。

从《诗经》看殷周之际神权法思想

天命治道是殷周之际重要的治世思想。神权天命思想的转变也影响了彼时法律的实施和法律思想的变迁。通过对《诗经》中相关诗篇的解读,探析殷周之际的神权法思想演变的表现及其成因,并进一步分析其对后世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

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从分立到合流的原因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之所以能同时并存并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之所以他们又被统治阶级揉合在一起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治国观点都有明显的局限性。

奴隶社会神权在法律上的体现

从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到西周灭亡的漫长奴隶制时期,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主要利用神权和宗法制度进行思想统治,他们的法律制度也受此支配。原始宗教迷信的形成,是自然压迫和阶缴压迫的产物。

爱情·命运与神权──读长篇小说《马兰草》

历史曾经多次表明:大凡搞神权,搞独尊一术,搞极“左”的时期,爱情,命运,人性,人材都是要倍受摧残的。这种历史的存在和发展,往往是产生悲剧和悲剧性题材的沃土。这是读了长篇小说《马兰草》(亢彩屏作,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出版)之后,不由得使人产生的一种联想。

以“德政”为中心的西周初期预防犯罪思想考察

西周初期,中国上古时代的预防犯罪思想承前启后,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较之夏商两代有了新的发展。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控制和预防民众的反抗,维护和加强王朝的统治,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集团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政主张,强调“德政”,这既是早期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创举,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预防犯罪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与小说前言作者何磊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一九七三年出版现在仍继续发行的《三国演义》前言中,对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作了错误的否定的评价,认为“《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传‘忠’、‘义’等。”这种对《三国演义》主要思想意义的评价是很值得商榷的。

从夏商到春秋时期法律思想的嬗变

我国早期法律思想从夏商时期的"神权至上"、"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经过西周的"以德配天"、神人互补,发展到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这种发展变化使我国古代法律很少受宗教的影响。而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又使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礼与法结合,人无法真正地独立。法律思想的这种发展变化对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兼评《名与耻的文化——中国伦理思想透视》

在本世纪中叶,国外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们把世界文化分为“罪恶感文化”和“耻辱感文化”两大类型。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们把中国划到“耻辱感文化”的类型之中,并说中国就是耻辱感文化的故乡(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先生的观点)。这是由于对“恶”的回答得出了“以耻为恶”的答案的结果。以耻为恶的思想的表层,就是所谓“名”

墨子法律思想中的尊天事鬼观

对于墨子思想中存在着的明显的唯心论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过去人们谈论很多，但对其法律思想中存在的尊天事鬼观则谈论较少。本文通过对墨子的尊天事鬼法律观及其成因的系统论述，从新的角度说明其法律思想的软弱，进而说明这是墨学中绝的原因之一。

戴季陶的日本观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戴季陶,在今天已很少为人提及,即便在识者当中,大约也仅知道他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后来堕落为国民党的右派,充当了蒋介石的谋士。随着时代的演进,他的名字被逐渐忘却,而他一生中成就的另一件事——对日本的研究,则更是鲜为人知,已然被岁月的沙砾淹没了。由于日本人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和战后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学者都在努力研究日本,文章、著作汗牛充栋。然而时至今日,与那些经典著作相比较,戴季陶的《日本论》也毫不逊色,从系统性、深刻性、科学性来看,戴季陶堪称中国日本学研究的鼻祖。

讨袁时期戴季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

讨袁时期孙中山的最大目标为成功倒袁,重掌政权。戴季陶为其心腹,深知日援不可或缺,故将中国国内汉族之间的讨袁革命,上升至被压迫之黄色人种解放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高度,视日本为此次革命运动的伙伴。戴季陶一改辛亥时期的批判态度,首次对日本人的民族性及共同信仰给予高度评价,从黄白人种冲突观点出发提倡"中日提携论"。戴季陶的这一转变,除遵从孙中山的中日提携论外,尚与其自身经历和思想有关。戴季陶具备了从日本角度出发研究日本的姿态,这是他后来不拘泥于批判日本,而能将日本的优缺点客观加以分析的基础。

论朱元璋的天道观

本文认为朱元璋的天道观是成就其一生伟业的思想核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整个明代文化思想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朱元璋的天道观渊源于儒学，主要来源于孔子学说．朱元璋是天命君权和“历数”论的信仰者，其神权思想集中表现便是主张祭祀百神，并且把这种祀典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但在朱元璋的天道观中有许多闪光的因素，主要是崇实践虚，摒弃神仙鬼怪等浮伪虚诞之事和天人一理，尽人事以待天命。总之，朱元璋既有听天由命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精神，是天人交相胜论者的典型代表．

提高·开拓·贡献——沈嘉荣新著《太平天国史略》评介

沈嘉荣研究员新著《太平天国史略》是继1985年出版《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之后的又一部太平天国通史性专著。读后,受益非浅。建国以来,虽然太平天国论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雄据魁首,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已经“滑”,到了再无话可说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