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谈鬼神与神道设教——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神道观之刍议

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同样见于众位明遗民士人的笔下。明遗民文学创作成就较高者如江西南城籍遗民徐芳,其小说集《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即为融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典型例证,笔者即以神道观概而论之。其神道观以道教万物有灵、鬼神信仰为基础,杂糅佛教因果轮回之说,以宣扬伦理道德为旨归。徐芳在这些怪力乱神故事中秉承了《周易》“神道设教”的儒家精神。

《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以神道观念为切入点

《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二者在相同的表现对象上体现出的审美异趣,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性征。

寓神学的自为于文学的自觉——蒲松龄《聊斋志异》神道观评判

我们在肯定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目的不是自神其教而是抒发“孤愤”的同时,也应当承认蒲松龄相信佛教义理和迷信说法、具有浓厚的宿命和因果报应思想,蒲松龄神道观的形成不是宗教神学教育的结果,而是跟山东民风、家庭背景及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爱好有关,蒲松龄的神道观对其小说似真似幻审美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论二宫尊德的神道观和价值观

二宫尊德受到时人的尊敬乃时世使然,得到后人的关注乃其思想和作为所致,其思维活动与思想成果、人生实践和心路历程,内化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体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利益关系和普通民众的价值追求。二宫尊德的神道观与价值观是社会转型时期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民族文化与先进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交流和比较关系的重要参照。

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复杂内容的开放动态系统。自汉唐以来,逐渐形成儒、释(佛)、道“三教互补”的格局。古代有成就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大都涉足过三教之学,出入于三教之间,不同程度受到三教的影响。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在中外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张九龄的神道观,清晰地体现了三教兼容并蓄、相互为用的自觉意识。

人文精神与神道观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大多数思想家没有摒弃或没有完全摒弃神道，不同程度地为神留有一席之地。这不是思想家们认识不足，是社会习俗所致。千百年来的传统为之彻底放弃难以实现，在诸子百家学派中，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日“祭如在”，这是从信仰上说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最高的存在，

日本古代神判法探析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代时期,是以"天照大神"为主尊神的神道观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在神道观支配下,日本古代曾流行神判法的适用。神判法最初以通过占卜获得神启为目的,发展到后来的用以证明真伪、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裁判制度。神判法不仅是古来的日本刑罚风俗,也是古代日本统治者利用神道观维护统治秩序的刑罚工具。

皇室·反战·神道:吉田茂的皇国史观研究(上)

吉田茂的皇国史观包含着皇室中心论、天皇无罪论、否定对美战争论、神道观等内容。吉田茂的这种历史观不是战前日本皇国史观的简单承继,而是有新的发展,如象征天皇制下的皇室中心论和新时代的国家神道观。战后50年代吉田茂的皇国史观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历史观,影响至今。

皇室·反战·神道:吉田茂的皇国史观研究(下)

吉田茂的皇国史观包含着皇室中心论、天皇无罪论、否定对美战争论、神道观等内容。吉田茂的这种历史观不是战前日本皇国史观的简单承继,而是有新的发展,如象征天皇制下的皇室中心论和新时代的国家神道观。战后50年代吉田茂的皇国史观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历史观,影响至今。

从先秦文学看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传统人文精神拓展了先秦时期新思维。人文精神与自然观念结合实现了人类理想的超越，儒、道各家学说倡行，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张扬。神道的衰落，生命意识盛行，宇宙观念形成，展现了时代未来。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重视自我价值体现成为人格自我完善的个性独立追求，也是人类对生命本真的体悟。经历漫长历史变迁，神权巫术迷信转变为人文理性思考。厚重的文学积淀使人文精神有了载体，先秦文学的传承让人文精神的体现成为可能。

韩愈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本文针对韩愈哲学思想中几个充满矛盾而又历来评价不一的问题,如信天命与疑天命、辟佛道与信鬼神、以唯心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等,联系儒学传统思想、结合中唐社会实际和韩愈本人的社会经历、学识文章和修养,进行多方面剖析,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其中如被引用在柳宗元《天说》一文申的有关议论,历来被看作韩愈唯心主义天命论的确证,是韩愈思想上的“弱点”和“污点”。本文经深入剖析,得出了相反结论。认为这是韩愈对天命已失去信心产生深刻怀疑的反映。其表达方式是激愤寓于平淡,反话故作正说,其逻辑形式属于反驳中的归谬法,用结论的荒谬来暴露前提的不可靠,用以加强表达效果。对于韩愈哲学思想中矛盾根源则在第四部分中集中分析,突出历史和时代因素。宋儒讥讽韩愈并非“醇儒”,从这方面说,确道出了他的思想特点,但不是他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