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山銘并序》所見唐後期江南祠神信仰舆區域治理

元和十年杭州刺史盧元補撰《胥山銘并序》揭示了唐後期地方官府利用當地伍子胥信仰實施海塘修築工程的歷史真相。盧元轜通過修廟、祭神、立碑等儀式性手段對信仰進行强化,從官方的立場對民間祠神信仰進行承認,從而與祠廟的經營者建立起合作關係,並利用祠神信仰的力量招募勞力。在7-9世紀的中國江南地區,那些在廢毁淫祠運動中幸免於難的民間祠席,已不再是簡單的信仰空間,而是被地方官府賦予特定區域治理功能的施政工具。

论宋代岭南祠神信仰的新变化

两宋时期,伴随儒家礼乐文明从中心向边缘推进,国家礼制教化从多方面向岭南渗透,岭南"尚巫右鬼"传统出现新变。一方面,在地方官员积极主导下,南海神、圣帝明王、先贤往哲、忠臣烈士等符合国家礼制的正统性祠神在岭南纷纷落地,推动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向岭南渗透。另一方面,在国家毁禁淫祀和封赐祠神政策导向下,原本巫觋淫祀色彩浓厚的岭南地方祠神向国家提倡的正统性观念靠拢,在国家对其封号赐额的文字话语中被吸纳、重构。岭南地方祠神信仰渐趋消融进儒家礼乐文明,"一道德,同风俗"文明同一性进程加速。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评介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一书通过考察宋代祠神信仰存在、演变的真实状况,重点探讨了其与社会其他部分,如政治权利、社会群体、经济力量、交通网络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综观全书,作者试图在"唐宋大变革"这一背景下勾勒出宋代祠神信仰的演变轨迹及其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该书作为一部较为深入研究宋代祠神信仰的专著,进一步丰富了宋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陈果仁信仰与隋至唐前期的常州地域社会--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发源于常州的陈果仁信仰为观察隋至唐前期当地的宗族、信仰、地方秩序提供了重要线索。《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中所见的陈果仁家族事迹作伪可能性较大。陈果仁为沈法兴政权征战的经历被改写成为隋朝平定地方叛乱的故事,记入碑文。陈果仁后人及佛教势力为扩大自身影响力,将陈果仁由隋太仆丞元祐的叛将塑造为多次参与平叛的隋朝司徒以及常州地域的守护神。安史之乱中,常州地方官府为应对附近潜在的军事威胁及灾异,带头祭祀陈果仁,并立《隋大将司徒陈公神庙碑》,希望以此稳定地方秩序。陈果仁信仰“忠”的特质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势力共同塑造、层累形成的产物。

侯安都信仰及相关问题考论

侯安都是陈朝开国元勋,因晚节不保,后世不为官方认可。在地方上却由家庙衍变为祠神信仰,唐宋时颇受民众奉祀祈祷。北宋李渤《侯司空庙碑》是记载这一信仰的重要文献。侯司空庙既是民众祠神信仰场所,又有侯氏家族祠堂性质,非国家礼制性先贤忠烈类祠庙。侯安都后裔侯晋升所撰《比部李公庙记》反映早期岭南士人家族祠堂状况。通过相关史料解析,有助于深化对唐宋岭南社会文化认知。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宋代妈祖起源考

人们都知道，妈祖为中国沿海，特别是闽台地区的重要神祠崇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同事王贵民研究员治先秦史，无疑是位有造诣的、功底扎实严谨的学者。他有一次来电话，向我询问宋代的妈祖有无史料。我只是将“妈祖”一词输入古籍电脑软件，就给他回覆，

延续、更新与断裂:清代以来长沙官方祭祀的嬗变及特点

官方祭祀主要指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倡导和施行的公共性祭祀行为和仪式。清代以来,长沙的官方祭祀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清前中期、清晚期和民国时期,并呈现不同的特点：清前中期重视农事和先贤祭祀;晚清时期由于湖南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祭祀地方神明和湘军将士成为新的内容;进入民国后,由于政体变更,清代祀典基本废除,祭孔和关岳合祀成为官方祭祀的主体。官方祭祀对象和重点的变化,与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动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闽台同脉 法音流传:《闽台保生大帝祭祀仪式音乐研究》述评

早岁我跟随许常惠老师时,他非常重视民间传统音乐,除了关注台湾的原住民音乐以外,对于台湾民间音乐也给予高度的重视,尤其重视台湾传统音乐的源流。台湾各地庙宇众多,在宫庙的祭祀仪式中,时常听闻诵经声此起彼落,其中许多经文是伴随曲调而唱,甚是动听。台湾的祠神信仰多从大陆传承而来,尤其是福建一带,台湾最大的祠神信仰莫过于妈祖信仰了,主要从福建莆田传播而来,第二大信仰的保生大帝主要从福建漳州传播而来,其他诸多的祠神信仰源流,也多从福建而来为大宗。

礼俗互动视野下昭明太子信仰演变及其地域传播

昭明太子信仰源于池州,早期信仰形态是九郎神,为巫傩神信仰之一。至宋代,在国家礼制、地方官员与地方士人主导推动下,九郎被确认为昭明太子,以帝王先贤神屡受封号赐额,当地有关昭明太子的人文景观建构日趋完备。民众信仰实践中的“九郎”与士大夫书写中的“昭明太子”长期并存,共同推动信仰在安徽南部、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广泛传播。“九郎”到“昭明太子”的演变与共生,反映出宋代以降民众祠神信仰的共同生态,即一方面国家礼制教化对民众信仰世界持续渗透改造,另一方面在国家礼制与民众信仰传统间,始终保留着“礼”与“俗”互动交融、和谐共生的空间。宋代以降民众祠神信仰的这一特性,对认识传统中国社会及其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晋东南二仙信仰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二仙信仰产生于唐代壶关县,在宋金元时期的晋东南和豫西北有比较广泛的传播,是唐宋以降华北重要的地域性祠神信仰之一。二仙在唐至北宋前期被刻画为仙女形象,其中巫女在二仙信仰的兴起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由地方势力与官员的不断推动,二仙由一个村社之神,被塑造成晋东南乃至河东路著名的地域神灵,就为其在宋徽宗时获得赐额进入祀典做好了舆论的准备。

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

皮场大王信仰起源于北宋东京,本为土地神,因邻近皮角场得名。其原型是毒蛇壁镜,因"灰药救疾"而被奉为医药神,进而被附会为雅驯的古神农等。南宋时,临安礼部贡院之皮场庙成为士子应试祈祷之所,江浙地区成为信仰中心,受多种因素影响,至明清盛行不衰。明清时期,以全国性中药材集散市场安国县为中心的信仰圈,异化为邳彤信仰。以开封为中心的信仰圈,多讹传为裴昌、皮匠等。在国家礼制、地方社会、移民群体等影响下,皮场大王信仰从起源、异化到地域扩展甚广,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民众祈求与国家礼制关系的互动,是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中祠神变迁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