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魂在于“活态传承”——由“徽州祠祭”引发的一点思考

黄山西递、宏村、唐模等古村落,保留许多完好的"祠堂",这是历史文物。"活态传承"的"祠祭"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世代相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差异在于它"活态性"。"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魂"。建设文化生态区一定要守住这个"真魂",具有神圣仪式性的民间信仰类民俗活动不能以纯粹的"表演"方式存在。

客家“祠祭”仪式及音乐考察——以广东省大埔县祭祖活动为例

文章记述了广东省大埔县客家"祠祭"仪式中的"老屋转火"仪式、"迎灯"仪式及"春祭"仪式的民俗仪式过程,并从仪式的"用乐形式"与"用乐曲目"两方面,说明广东汉乐以活态形式在民俗仪式中的作用。在"祠祭"仪式中,"宗族"建构是其核心目的,而音乐以其特定形式,起到了维系"宗族"关系、强化客家民系信仰认同的作用。

清代祠祭河道总督类型研究

有清一代,河道总督在死后受到祠祭的现象相当普遍。清代一百三十二位①河道总督中,死后受到祠祭的就有近三分之一。其祠祭类型更是复杂多样,大体有五种:河神;贤良祠;名宦祠;专祠;地方报功祠。厘清河道总督在后世受到祠祭的各种类型,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河道总督这一行政群体的研究。

聚落语境下的祠祭建筑活化利用——以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为例

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作为祠祭建筑,是海南唯一在中国传统聚落语境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结合海南“冯冼第一村”的澄迈县石石矍村的聚落语境,通过历史沿革、建筑形制及祭祀空间来分析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中大树堂(阳夏侯庙)的现状空间,挖掘其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流线梳理及空间再塑的方法,置入“新元素”,重新唤醒人们对祠祭建筑的认识。

明代祠祭署的设置、类别与职能

明代祠祭署隶属太常寺,是署官办事、居住的衙署,主要包括帝陵祠祭署、王坟祠祭署及京城祭坛祠祭署三类。其职能主要是组织陵、坟、坛户进行守值、洒扫、植树除草、供办祭祀等活动。各祠祭署署官通常情况下为奉祀、祀丞各一员。通过对明代祠祭署设置的研究可以看出明代祭祀及治国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思想:君权至上原则,"亲亲"与"尊尊"原则,敬天保民、以农为本、大一统及慎终追远的思想。

由悬泉汉简“祭祠具”谈汉代河西边地的社祭与臈祭

“祭祠具”简文分别见于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二简均为简札,文书书写格式相近,内容相同。推断二简文所记为汉代“祠具”,即有关举行祭祠仪式时所应备具的祭食种类和数量的规定。此“祭祀具”简文与“祠令”相类,具有法律效力。综合汉简记载可知,敦煌悬泉置和居延地湾遗址出土的“祭祀具”使用范围应包括河西边地的社祭和臈祭仪式。

从顾祠会祭之发起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士林反应

文章以清朝道光中叶京师的顾炎武祠会祭活动为切入点,以当时关心时局的中下层言官与在野名士组成的一个小群体为观察对象,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初时人对于战争的反思。文章认为,顾祠会祭活动意在阐扬顾炎武个人品节、弘扬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从祭祀顾炎武活动可以看出:时人将战争的失败主要归因于用事非人,由此强调慎选官吏、遴选人材,提倡砥砺士节以扭转士林风气,这是一条乏新可陈的旧套路。时人也看到了战争中西方人的炮舰优势,并尝试着从传统科技资源中寻求制器之技,后来由此生发出了影响及于洋务运动的"师夷"之策,这一点上隐约闪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色彩。

“祠主受祭图”再检讨

“祠主受祭图”因其在汉代墓上祠堂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受到学人的高度关注,数十年来,关于它的图像意义的争论迄未间断。本文认为,只有从以下三点出发,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认识该图的意义:一是墓上祠堂的功能;二是以墓主为中心的图像布局;三是从尸到遗像的祭祀对象象征物的转移。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先秦时期南北宗教的差异及其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从《诗经》《楚辞》中的祭祀诗来观照

上古时期,宗教活动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宗教活动显示了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文化差异。这种宗教文化差异在《诗经》《楚辞》中的祭祀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同时,这种差异对先秦时期两种不同文学风格,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确立,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论《儒林外史》中泰伯祠意义的重构

敬梓以泰伯为吴氏家族远祖,泰伯故事遂成为其建构家族成长史的原点与思想导源。《儒林外史》中,泰伯祠蕴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小说围绕泰伯祠祭祀建构其思想体系与结构形式。《儒林外史》抨击八股举业的同时,也从正面思考科举制度,主张以新的礼教秩序改造科举、成就人才;吴敬梓写出儒家经典在社会实践中的困惑以及其对于经典所规范的理想的坚守,小说启发后来者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层探索。

“宗庙”与刘贺政治浮沉

刘贺政治生涯出现大起大落的情节:因“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刘贺得以入长安。因霍光“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他践帝位27日即被废。刘贺的罪状,还包括“祖宗庙祠未举”,“祠昌邑哀王园庙”。其最后政治结论的宣布,与宗庙未曾认可有关,即所谓“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废刘贺事,“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后得封海昏侯,竟然终生不能参与宗庙祠祀,“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宗庙在刘贺政治浮沉经历中的作用,与秦汉帝国努力推崇的先祖崇拜有关。是否“可以承宗庙”是帝位继承人选择的决定性要素。可以作为历史参照的,有秦二世胡亥自称即位得到“宗庙”认可的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文字:“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

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

唐代自从高宗朝李义府、许敬宗等定《显庆礼》取消'国恤'后,皇帝的凶礼仪注在国家的正礼中便被付之阙如,而皇帝丧事的举办也成为大臣和史书撰作者讳言的内容。这种情况,虽然由于德宗朝颜真卿《大唐元陵仪注》的撰写而有所改观,但是有关唐朝皇帝凶礼的问题却仍显得扑朔迷离。长期以来。

《明诗综》诗人小传订误(二)

三、仕履误 1.《明诗综》卷二四戴缙小传：“成化丙戌进士,累官工部尚书。” 按：《国朝献征录》卷五二南京工部一收录有雷礼撰《南京工部尚书戴缙传》。《国朝列卿纪》卷六三《南京工部尚书年表》列有戴缙。《弇山堂别集》卷五一《南京工部尚书表》：“戴缙,广东南海人,成化丙戌进士,十八年任,本年削籍。”《国朝典汇》卷一八六“工部”记曰：“十九年,以戴缙为南京工部尚书,九月,革职为民。”

从明代道士张永馨的度牒说起

1962年在闵行区(原上海县)马桥镇吴会村元代仁济道院废址后园一座明代墓中,出土了一张度牒(现藏闵行区博物馆)。这张在墓中沉睡了450余年的度牒,出土时发现摆放在死者的胸前。度牒为整张呈方形皮纸,纸质柔韧,白色微泛黄,纵114、横120厘米,边框四周板印缠枝莲花图案。度牒中间骑缝号码处盖有朱色礼部之印骑缝章,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疇尸”考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有"疇尸莤御杜主樂皆五更屬大祝"條文。關於"疇"字,整理者將其與"尸"字組合成"疇尸"一詞,引《漢書·律曆志》注所引如淳説"家業世世相傳爲疇",而得出"應指專業任某些神之尸者"的認識。我們認爲將"疇"與"尸"分開看待似乎更優,這裏的"疇"當指以"明曆"而"世世相傳"的專職專業人員"疇人"。春秋以後尤其戰國時期,疇人參與到神祇祭祀和巫祝禱祠之事中,并佔有重要地位。將《二年律令·史律》相關條文中的"疇"與"尸"分開看待,疇即疇人的認識,既有傳統神祇崇拜祠祭禮儀方面的根據,也與《二年律令·史律》相關條文的内容及性質相合。

祭祀仪式与文学书写——以“祭泰伯祠”与“祭宗祠”为例

《儒林外史》中"祭泰伯祠"与《红楼梦》中除夕"祭宗祠",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的"绝大典制文字"。两段文字都采用史家笔法,事无巨细描写祭祀仪式的全过程。"祭泰伯祠"以亲历者的满怀虔敬之心记录,吴敬梓以此践行古礼古乐,推行其礼仪教化思想;"祭宗祠"采用宝琴的视角叙事,客观描绘中透着疏离感,曹雪芹以此表达对传统祭祀仪式教化功能的质疑。"祭泰伯祠"与"祭宗祠",并非史家笔墨,乃小说家浓墨重彩描绘的大事件、大场面,在深化小说主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教在福泉

道教传入平越最迟在元末,明初道观香火极盛,洪武初平越建卫,多建寺庙、道观,城内外有道观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仙人洞、凝真观和福泉山上的高真观。高真观是四川行省境内的十大道观之一。

《诗经》的亘古生命与艺术

在文学的天体中,《诗经》是韵文星系里的一颗璀璨恒星,光彩四射,我国的诗、词、赋、曲等数千年的文学,无不受它的光照影响。它是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勤劳和智慧,为炎黄子孙留下了自豪。千百年来,人们吟咏它,研究它,发掘它,乃至今天,世界人民都关注它,学习它,经久不衰。它的持久生命体何在? 一、悠远而强劲的生命起源 人类有了语言,即便有了文学。远在原始社会里,人类群居生活在一起,进行狩猎,耕作、祭祠和歌舞,为了协调、沟通、追欲,产生了短节奏的语言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