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祧宋祢唐”:厉鹗诗学宗尚新议

厉鹗向来被视为清代雍乾诗坛宗宋的中坚力量,研究者通常从诗学主张、整理宋典、沈厉之争三个角度展开论证。但经过更加审慎的覆核,这些基本都不能成为认定厉鹗宗宋的依据。其整理宋典多半出于乡邦情怀,与沈德潜那场可疑的争执也至多是特殊政治生态下不甚起眼的小风波。最关键的是,在厉鹗含混平实的诗学主张中,实际还隐含着以唐为尊的观念。因此和时代风气暗中相异的是,厉鹗的诗学宗尚当谓为“祧宋祢唐”更切。

承祧继产母题的回归与承继——从《合同文字记》到《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合同文字记》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一卷,《宝文堂书目》及《述古堂书目》均有著录。明代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十三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其故事情节与元无名氏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极其相似。《合同文字记》与《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均以合同文字为载体与线索,讲述刘氏家庭内部复杂的财产争斗:《合同文字记》为继子与侄子争家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为继女婿与侄子争家产。总的来说,二者的人物关系、故事要素如出一辙,应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演绎,其体现的承祧继产母题,是古今社会、家族、家庭都极为关注的重要话题。

反对宗祧:由案例考察陕甘宁边区继承法——兼论《陕甘宁边区继承条例》的史源

长期被中国法制史教材、论著援用的《陕甘宁边区继承条例》并没有充足历史文献的验证,而现存的《陕甘宁边区继承处理暂行办法》仅是立法初稿,并未正式颁行,其性质属于司法政策或解释。通过对边区司法实践中继承纠纷案例的考察发现,司法机构并没有援引成文的继承法规,基层司法机构倾向于承认地方习俗,而高层司法机构更坚持革命政策法令。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边区继承法反对封建的宗祧继承,同时照顾善良习俗,注重当事人自由意志,保障男女平等,并促进互利互助的社会关系。边区继承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继承法的制定需要摆脱社会改造式法律观,发现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中的继承规范。

略论“兼祧”制度

解决独子出继使得自家绝后这个问题的实际需要以及在特殊条件下民间对兼祧特例的模仿使得兼祧制度应运而生。兼祧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皇室和军队特例到民间习惯再到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历程。兼祧制度之中有三个重要的亲属关系,即兼祧子与本生父母关系,兼祧子与兼祧父母之间的关系,兼祧子后娶之妇的法律地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废除了兼祧制度,但是,之后它仍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于民间习惯之中并为国家法律所默认。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以“心统情性”兼祧孟荀——孟子“天性情心”与荀子“天情性心”统合论

将孟荀思想加以统合,如今渐成共识,但却出现了“以孟统荀”或“以荀统孟”的不同整合倾向,孟荀兼祧仍需要第三种立场来加以整合。本文试图以“心统情性”(而非“心统性情”)来兼祧孟荀。首先建基在对心的内涵之“仁心”“智心”和“习心”三分基础上,将孟荀“心”学的德性层、超知性层、知性层和感性层统合起来。在心的自统方面,首先使孟子的“德性心”与荀子的“智识心”得以统合。在此基础上,以心“实”统情,将孟子的“积极情”与荀子的“消极情”加以统合。同时,以心“虚”统性,将孟子的“性本善”与荀子的“性趋恶”加以统合。最终,又寻求天的一统,将孟子的“道德天”与荀子的“自然天”加以统合。由此,就可以把孟子的“天—性—情—心”与荀子的“天—情—性—心”全面整合起来。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儒家承祧继产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

儒家承祧继产观念在古代小说中作为一个母题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独立体系,并被世人关注。宋元以前,承祧继产小说从内容上大多只针对皇室的继承,且结构较单一;之后,内容和结构逐渐多样化。在理清承祧继产故事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宋元以后同类小说的叙事结构,并指出这种结构具有的优点,同时指出这种结构也存在过于模式化的弊端。

朱庭珍《筱园诗话》“尊唐祧宋”的诗学观

朱庭珍的《筱园诗话》是清末文人试图对传统诗学做出总结的代表著述,并作为压卷之作收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清诗话续编》。"尊唐祧宋"是《筱园诗话》的论诗宗旨,这一宗旨体现了清代诗学的主流思想,因为唐宋诗之争是贯穿整个清代诗学的热点话题。"尊唐祧宋"观不但是打开朱庭珍诗论系统的一把钥匙,对于研究清代的唐宋诗之争来说,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

论清代民事习惯中的兼祧规则——以《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为基础的考察

兼祧在清代民事习惯中作为一项立嗣继承规则,使独子可以同时成为两房乃至多房的继承人。根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对这一习俗的调查记载,兼祧在清代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分布相当广泛,且具备完善的适用条件和效力。一般说,构成兼祧须同父周亲均系独子,兼祧子所娶两妻或多妻均按其所属各房而享有正室的地位。但民间习惯与清代官方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官方对此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论电视剧《芝麻胡同》中的“兼祧”习俗

"兼祧"习俗指一个男子同时继承两家宗祧,在传统宗法社会时期,这一制度通过血缘关系维系,包括"外甥承舅""、独子兼祧"等多种形式,在家族延续、身份继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也存在男尊女卑、妻子从夫等大量封建残余思想,最终被新的婚姻制度所取代。电视剧《芝麻胡同》通过传统北京大杂院的人情社会,再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旧式婚姻"、兼祧"习俗和"平妻"现象的发展与消亡,反映了我国婚姻制度、继承制度的演变过程。

承祧继产观念下的民间故事母题审美内涵研究——以东北民间故事为例

在我国民间故事中流传许多表现至鬯承祧、子孙承继的母题类型故事。古人这种十分重视子嗣承继的表现,与中国传统孝礼宗法观念有着直接关系。在东北民间故事中也不乏此类承祧继产的作品。从比较此类型故事的共性和个性入手,分析研究东北民间故事中传宗继产母题所蕴含的特殊审美内涵。

明清之际祧唐祢宋诗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明清之际是我国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明代诗坛的主流是尊唐抑宋,这种思想在经历明清鼎革之后,逐渐发生了转变。其中,钱谦益强调新变,提倡宋元,首开清初诗坛宗宋之风;冯班、吴乔、贺裳等人则将诗学对象由盛唐诗转向中晚唐诗,诗学对象再次变化,呈现向宋诗滑近的趋势;而在清初的唐宋诗之争中,吴伟业、黄宗羲、宋琬、查慎行、朱彝尊、王士禛等人以唐宋并重的方式,努力为宋诗辩护,至康熙初年终于形成一股宋诗热。至此,明清之际的祧唐祢宋诗学思想最终形成。

祧花源

纳花被，雕花床，桃花源里寻故乡。红花艳，白花香，桃花溪里照容妆。

幼龄核祧树的防寒措施

核桃幼树枝条髓心大,含水量较高，抗寒性差，在北方寒冷干旱地区，越冬后新梢表皮皱缩干枯,俗称“抽条”,

传宗接代:清代宗祧继承考论

宗祧继承作为中国古代继承法中身份性继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代是中国古代宗祧继承制度的集大成者。清代宗祧继承不但继承了此前历朝历代关于这一制度的规定,而且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变通,创造性地实行了独子兼祧,以弥补原有规定之不足。在清代,宗祧继承的官方规定和民间习惯互相补充,共同维护着整个宗法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

独子兼祧是以一子兼承同父兄弟两房宗祀的特殊继承方式。独子兼祧作为固定的国家制度始于清代乾隆朝,发展于嘉庆、道光时期。独子兼祧制度的形成是历史、习俗和现实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考察独子兼祧制度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成文条例的颁布和完善,还要注意政策法规与现实运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独子兼祧制度巩固了"亲兄弟之子"的优先继承权;保证兄弟两房一房有子,两房宗祀共同延续。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继承体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

北齐庙制在实现由诸侯四庙到天子七庙的升格后，太祖二桃庙成为影响北齐宗庙格局的关键性因素。太祖二祧庙最初由高洋基于郑玄学说而设定，在北齐皇位继承制由盛行的兄终弟及制向父死子继制转变过程中，太祖二桃庙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变更为齐后主所立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齐后主所立三祖庙，不过承用武成高湛天统改制之意。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具体原因，目前有限的史料表明或在于彰显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功业，而高湛更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自高欢上推二世，并未降低高欢在郊庙中的地位，凸显出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同时也拉近了宗室血缘关系，显示出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清代对皇帝宗庙迁祧制度的背离与回归

周代建立的天子庙数制度及亲尽迁祧制度一直被后世奉为圭臬。清朝皇太极建太庙时将追封四祖直接供奉进了祧庙。清入关以后,太祖庙以降的皇帝宗庙是否亲尽迁祧,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是尊奉不祧的惯例:清前期皇帝因功勋卓著,宗庙均百世不祧,以致形成了历史惯性,后期皇帝虽惨淡经营,但同样获得了宗庙百世不祧的尊崇。另一方面又是试图建立迁祧制度的传统:康熙帝赞同宗庙迁祧,乾隆帝定原庙迁祧制度,道光帝首次提出宗庙迁祧,咸丰帝限定郊坛配位,光绪朝议制度化的宗庙迁祧措施。但直到清朝国祚终结,始终未能建立皇帝宗庙迁祧制度。

陆游诗在近代诗学史中的地位——近代诗学“祧唐祖宋”说述微

近代早期,亦即道光年间,陆游因其诗'动关忠孝'而被方东树斥为'矜持虚憍''客气假象',结果却在一百年后因其忠君爱国、'击贼马上'的豪情而被推为民族诗人、爱国诗人,在1930—1949年间达到声誉的巅峰。这是受赐于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明与输入。然而剑南诗自有真价,就近代诗学、审美的变迁来说,陆游诗经历了一个由微而显的过程。从'摘句图'的盛行,到'春联体'的评价,最终导致了对剑南诗学的全面批评。但正如剑南诗学崛起于江西派极弊之后一样,近代诗家于同光体极弊之后转而提倡剑南诗学,以补救主流诗学的喑哑、偃蹇、生硬、枯寂或僻涩。这一现象昭示了诗学史所固有的一种审美转换机制。因此,虽然杨万里、陆游与梅尧臣、王荆公、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在近代诗学史上都有影响,但其位置或性质却不宜笼统言之。因为同光诗派后期'稍张杨陆',并非是以诚斋或放翁植其体,而是出于补偏救弊的目的来参其变、谐其趣。换言之,它们有先后之别、本末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