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票号分号选址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日升昌与合盛元为中心的考察

清道光以来,山西票号的勃兴成为清代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的光辉业绩。山西票号联号管理制度下分号的选址与布局直接影响票号的发展路径和经营绩效。在搜集整理清末民国山西票号分号史料基础上,以日升昌与合盛元票号分号为个案,运用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成本-收益"等分析工具,考察近代山西票号分号选址与布局的空间格局,对于拓展山西票号及金融史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总结近代山西票号分号选址的影响因素和历史经验,对于当前金融企业运营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清末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兑票发行问题

晚清最后数十年中,山西票号京师分号曾发行过横竖两种形制的兑票,此类票帖在清政府默许下依托票号信用在京师本地市场中广泛流通,可执行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性质上看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此类兑票与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银票有很大相似性,但与票号自身在汇兑业务中使用的汇票又有本质不同。就票号自身而言,兑票的发行是京师分号进行的重大金融创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广泛流通的兑票补充和延伸了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在本地市场开展的各项业务,大大缓解了分号缺银的难题,但挤兑和滥发等问题也对其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机构有各自产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逐渐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评判和定性相关问题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回归其自身进行分析研究。

以白银为纽带的中国近代城市关联性研究——以蔚长厚票号历年账册为考察重点

诞生于同治年间的山西蔚长厚票号主要以长江以南地区为经营领地,形成了华北和沿江沿海两个汇兑圈,并在分号的增设和收撤方面显示出动态的阶段性变化。同治以后,蔚长厚票号上海分号逐渐承担着南银北调的主要使命,虽然至光绪中期较之同治朝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南银北上趋势却从未停顿过。山西票号的专门化金融经营除了彰显中国传统商业向传统金融的飞跃之外,其背后蕴藏着的是近代中国白银货币空间运动和空间分布以及与山西票号分号设置相对应的城市、商埠和码头的兴衰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