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票盐制及其实态

发端于道光十年(1830)的两淮票盐制改革,是清代地方政府在面对盐业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以陶澍为代表的盐政官僚希望通过改纲为票来实现推广盐业自由贸易、挽救淮盐颓废、打击私盐和确保国家盐课征收的目的。尽管改革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票法本身的缺陷和咸同兵燹的影响,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表明,制度的好坏除了取决于制度本身的优劣以外,同样也取决于制度的推广与执行情况。

明代票盐法探析

明代的食盐行销以引盐法为主体,嘉靖时期许多地区又逐渐实行票盐法,票盐法是引盐法的补充形式,对于引盐法具有一定的从属性。然而,票盐法又与引盐法明显有别,票盐的行销使明代食盐行销体制得以顺利运作,对中下层商贩、灶户、军民人等参与食盐的营销活动也具有推动作用。

魏源公文风格初探——以《淮北票盐志略》为例

《淮北票盐志略》辑录了清道光年间以陶澍为首的一批官员在淮北创行票盐有关的奏疏、详禀、批示、章程、条规、告示等资料,是我国近代收录公文种类最全、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公文文集之一。此书虽署名童濂总修,魏源、许乔林纂辑,但实际上是以魏源为主编辑而成的,其中大部分文稿均为魏源所撰。《淮北票盐志略》中,魏源以其独特而精妙的公文风格,不仅将陶澍的吏治行政理念和要旨表达得非常精准,而且将自己经世济用的韬略和匡国济世的思想融贯于具体的行政活动之中,从而使《淮北票盐志略》不仅成为陶澍政绩的一座碑记,也成就了魏源对近代文书学的重大贡献。

试论曾国藩的票盐制思想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对两淮盐务进行了整顿。他在淮北停止饷盐,裁减厘卡,大力推行票盐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其做法可谓是秉承了陶澍的票盐思想。对淮南盐务的整顿则体现了其"寓纲法于票盐"的思想,希图借助殷商的"辘轳转运"来规复淮南引地,从而增加课厘收入。

从清代盐政的两次改革看票盐法的形成

清代两淮盐务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淮盐务改革剔除积弊,振兴盐业,为历代改革家所推崇。清代两淮地区的盐政体制经历了从清初的纲盐制到道光年间的票盐制,继而发展成循环转运制的历程。本文通过探究法论述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两次盐法改革的过程与关系,以期廓清清代票盐法的形成过程。

清代“纲盐制”与“票盐制”的反转与博弈——兼谈盐业管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规则

清初盐业管理制度为专商引案制,以官督商销为主,由大盐商垄断盐业,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弊端。清代中期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但效果却不理想。盐商的垄断、私盐的泛滥等问题曾一度对清政府的管理和统治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及至清代后期,关于盐业制度的改革措施均被废除,这也标志着清代盐业管理制度走向衰落。

论道光十二年淮北票盐之制的实行

道光十二年，清政府在淮北实行票盐之制，究其原因，是此前２０年即已开始的两淮盐务的极度弊坏，以致影响其财政收入及政权稳固。本文根据大量档案史料，分析归纳出种种弊坏现象及其原因。清政府为巩固政权并保证财政收入，势必要进行变革，而变革方法选择之论争，决定采取票盐之制并仅在淮北实行的原因，均有论及。实行废引改票之州县及经过君臣上下反复两针对私盐和其它弊端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文中亦有综述。最后以大量数据，列出实行票盐十七年间每年盐引及课税数额表，说明淮北废引改票是成功的，给清政府带来巨大财政收入。

清前期山东沿海州县票盐制度的重塑——以寿光县、昌邑县为例

山东大部分州县实行的票盐制度肇始于明中叶,经过清前期一系列官盐化、专卖化方向的调整,于乾隆年间落定。清初,沿海产盐州县是“灶煎民食”的自由贩盐方式,官私界限模糊。康熙、雍正年间,伴随寿光县盐场衙门的裁而复设,当地的销盐方式从灶户自煎自卖转变为类似钞关的盐店之法,后又调整为票商专卖;昌邑县则维持了清初的自由贩盐方式,并未设置票商。寿光县“商运票盐”与昌邑县“民运票盐”不同的制度演变历史,蕴含着地方社会对政策的对抗与调适,以及朝廷对政策因地制宜的修正,地方社会与朝廷官员共同重塑了清代票盐制度。

明代山东沿海地区的票盐制度与市场变迁

明初山东盐区实行盐商专卖的引盐制度,盐商通过“北支”和“东支”两条路径分别向内陆和沿海地区输送盐斤,然而受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地区盐商不至、官盐不通。为此,明中叶,官府在沿海地区废引改票,允许灶户自产自销,食盐专卖权遂从盐商转移到盐场系统。不过票盐法下的食盐运销实际上由地方豪强所把持,他们向灶户收购盐票,并通过层级市场网络销售食盐、赚取利润。虽然明廷有意通过票盐差役化遏制地方豪强的参与,但是随后的“新行盐票”则取消了盐场系统对于盐票的垄断,任何百姓向所在州县纳银领票后,皆可在本境内运销食盐。这一重要的市场化转型,是德平县葛氏家族受盐利驱使而进行政治运作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沿海地区的票盐市场嵌入当地的政治关系网络,并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

清季台湾地区盐政改革的实践与局限

晚清福建票盐改革时,盐务课厘总局及其附属机构在保障、提高盐课收入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六年,台湾道吴大廷在台设立盐务总局,希冀改革台湾地区盐政,并为闽省财政筹集税源。台湾盐务总局的设立,长期以来被视为台湾盐专卖制度由商运商销转为官运官销的分水岭。事实上,该机构的设立并未改变台湾盐务的运销方式。对清季台湾盐务总局的评价,应当从缉私、抽厘等方面加以分析,并结合其与地方州县的博弈,从晚清财政转型和东南海疆防务构建的大历史背景中多元化地认识该机构的运作与局限。

清代两淮食盐运销体制的演变与私盐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代两淮食盐运销体制的演变经历了纲盐制、票盐制和循环转运法三个阶段。而食盐运销体制的演变与私盐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食盐运销体制的不合理性为私盐的泛滥培植了土壤,而私盐的泛滥则加速了食盐运销体制的败坏与演变,并最终促使食盐运销体制随着清政府的日渐衰败而走向崩溃。

清代两淮榷盐体制的演变与私盐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代两淮榷盐体制的演变经历了纲盐制、票盐制和循环转运法三个阶段,而榷盐体制的演变与私盐的泛滥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榷盐体制的不合理性为私盐的泛滥培植了土壤,而私盐的泛滥则加速了榷盐体制的败坏与演变,并最终促使榷盐体制随着清政府的日渐衰败而走向崩溃。

清代嘉道年间漕运与盐法的改革

清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严重的是漕运和盐务中的问题。漕运关系到清朝统治者和旗民的俸饷食米问题,盐法关系到清政府的国课问题,因此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也引起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的忧虑。

陶澍盐务改革及其时代特点

清嘉庆道光时期，淮盐“疲敝至极”，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务改革，他在淮南裁浮费、加斤减价、严厉缉私、整顿销售，在淮北实施票盐法，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陶澍改革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经济活动中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重商用商，将商人资本引入经济领域。从陶澍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前夜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

试论清初云南盐政制度的演变

康熙末年到嘉庆初年,云南盐业实行官运官销制度,但在此之前,云南盐政制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进入云南后,先是采取"官灶分成"的方式行盐办课,后又将盐编票并招商行盐。但由于"各井章制不一",故盐法"时有变更"。三藩之乱后,为了解决盐壅课逋的问题,康熙三十年(1691)云南实行"引票制",此后官府垄断了盐引和盐票。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官府加强了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生产方面是加强对卤水和资本的控制,运销方面是利用对盐引和盐票的垄断权以及对官盐店的控制权来监控盐的行销。这一切使盐政官员对盐业生产和运销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官府的主导性愈来愈强,推动云南盐业向着官运官销的方向发展。

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本文对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作了分析与论述。明清时期盐法屡经变迁，自明洪武初年开中法（商屯）实施以来，中经开中折色制、盐政纲法（纲盐制）、票盐制、循环转运法。·这一历史性的演变，从体制上促使了扬州盐商群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中衰与回光近照，以至最终消失。

论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

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正月,陶澍(公元1779年～1839年)以两江总督身分兼理两淮盐政。从此,陶澍竭尽精力,革除盐务诸弊,创行票盐,改变了两淮盐政“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困危局面,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商人的经济势力。研究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不仅对清代盐业之兴衰,盐业制度之变革,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盐业领域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私盐到正盐:明中后期两浙功绩盐的兼搭销售

明代有完整的盐业缉私制度,缉私所获之盐有"功绩盐"或"囚盐"名色,经各地牙、铺以或引或票的方式兼搭售卖后变价以资国库。其中以两浙记载最为详实,并有完整的销售、监管与规模记载。随明王朝财政日渐拮据,两浙盐司逋欠常年不完,在开设票盐疏通后,功绩盐的行销与掣挚也随之发生变化。历任御史面对盐政变化,皆以对策来应对,促使功绩盐的沿革呈现出层累的特点。虽然能甦一时之困,然根本问题却未能得到根治。

汲海煎雪:明代台州盐业与私盐问题研究

台州自古产盐,至明代已经形成黄岩、杜渎、长亭三大盐场,产盐方法以煎为主。明代台州建立多级盐务管理机构,负有管理灶户和生产资料、征解盐课、巡缉私盐的职责。明中后期,由于官盐价高质低,灶私、武装走私在台州层出不穷,官盐臃滞。嘉靖年间票盐制度的确立,导致私盐贩运更加方便。私盐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损害盐业官有制,极大威胁台州地方社会稳定,弱化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因此,明代台州盐业与私盐管理对后世的盐业专营制度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陶澍与两淮盐政改革

陶澍(公元1779～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进士。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对两淮盐政管理进行了重大改革,为推动两淮盐业生产经营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时,两淮盐政仍沿袭宋、元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专商引岸制度,商人名列纲册,据为窝本。子孙相袭,成为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