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礼器与祭器发展中艺术设计思想的转变

本文通过分析夏商周三代逐步发展完备的中国古代礼制思想,阐述了礼器与祭器从青铜礼器到陶制礼器乃至瓷祭器的发展脉络。

葬器?祭器?乐器?——商埙角色之再探讨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吹管乐器之一的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繁盛于殷商时期。商代以后,埙开始衰落,在经历两周的下坡路后,从秦汉开始几不复闻。一件有着深厚底蕴的乐器在短时间内衰落,其中所内含的原因值得深思。祭器和葬器两种角色的存在,是埙在商代呈现出兴盛状态的一大因素。自西周开始,埙祭器、葬器角色的消失和向乐器角色的转变,使埙随着雅乐一步步走向僵化和衰落。祭器、葬器角色的消失,是造成埙自商代以后数量上呈现下滑的重要原因。

家具之初——从春秋兽纹俎到西汉彩绘漆案看中国传统家具由祭器到养器的蜕变

中国传统家具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从商代晚期的饕餮蝉纹铜俎到西周时期的夔纹铜禁,从春秋时期的兽纹漆俎到秦汉时期的彩绘几案,从先秦两汉的席地而坐到魏晋之后的垂足而坐,中国传统家具经历了由祭器到养器的蜕变。从1988年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春秋兽纹俎和1984年湖北江陵龙桥河1号墓出土的西汉彩绘漆案比较展开论述,对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思想由"神"到"人"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探讨。

北宋文治之风对朝廷祭器制度的影响——再论《三礼图》的意义与局限

《三礼图》或题《三礼图集注》,是北宋第一本解经图录,也是礼器的制作样本,随着疑经改经与古器收藏之风的兴起,文人常言礼图之弊,导致其对礼器建设的影响力常为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仁宗、哲宗为节点对《三礼图》在徽宗以前各时段的意义与局限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此图在这场思变风潮中虽暴露了其依赖注疏的局限性,但其崇尚周礼的理念与新儒学“复古”的目标相近,在金石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仍可作为参考。而宋初三朝,主导礼器建设的五代旧臣多循唐旧,与《三礼图》理念有所冲突,为礼图制度的施行增加了不确定性。

福州市博物馆藏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

福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批明代铜器,按其自铭,有铜豆、铜笾、铜、铜簋、铜鼎5种,共17件。根据器身上的铭文可确定这批铜器是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的祭祀用器,铸造于成化三年(1467),与《八闽通志》《福州府志》的记载相合,是研究明代福州府文庙祭祀和明代铜器的珍贵实物资料。

清代祭器色彩在差等制度中的变迁研究

通过研究祭器中的色彩体系和等级关系,揭示色彩观念在巩固统治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考察清代礼制的特征及其如何将统治思想置入于祭器颜色表象中,使祭器色彩和陈设规制共同体现礼制的差等制度;同时清代历朝帝王在礼制建设中对祭器色彩的把控也呈现由严到松的趋势,这与时代大背景中的很多因素有关。

宋陶质祭器论稿

作为古代礼仪活动的重要载体,祭器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宋代也不例外。自赵匡胤陈桥兵变,结束五代纷乱,北宋立国中原,至靖康之难,高宗南遁,南宋偏安江南一隅,虽然朝代有更替,疆域有变化,但祭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祭器的需求量也很大。根据文献记载,宋代祭器的种类很多,《宋史·职官志》言:'凡祭祀,共五斋、三酒、

明清以来文庙祭器流散情况初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庙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文庙祭祀的高峰时期。为祭祀孔子,历代铸造了大量的祭祀礼器。这些祭器历经时代更迭,其丢失、损毁、被盗情况严重,文章梳理了明清以来一些文庙祭器流散的情况。

器以藏礼——馆藏祭器刍议

古人对于器物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一升为爵,二升为觚,三升为觯。"器以藏礼""物以载道",器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礼制及自然观。

元代全宁路文庙祭器的造型艺术

祭器是礼器的一部分,主要使用在重大的祭祀场合。元代对儒学的推崇,使文庙祭祀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出土遗物反映了元代祭器对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效仿。元代青铜礼器的造型艺术上溯先秦,承袭两宋,风格上复古维新,其造型和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研究元代青铜祭器对进一步了解元代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有重要意义。

清宫御赐泰山祭器

自古以来,泰山就被冠以“五岳之尊”、“五岳独宗”的美称,是国家社稷所倚重之地。历史上,除了女皇武则天曾在中岳嵩山举行过一次封禅之外,泰山是历代帝王唯一的封禅圣地。 古代帝王到泰山封禅朝拜,除祭祀“东岳泰山之神”和“碧霞元君女神”外,还要向“神灵”馈送大量的祭器。岱庙收藏的祭器,主要是明清时期的遗物,其中尤以乾隆时期为多,人们统称其为“泰山祭器”。据《泰山志·盛典记》和《岱览·颁赐》的记载统计,自雍正八年至道光八年(1730—1828年)的98年中,朝廷御赐岱庙的祭器共有613件。

邹城孟庙清代祭器研究

孟庙,又称亚圣庙,坐落于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亚圣府街,为历代祭祀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一一孟子的祠庙。孟庙为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建造,历经金、元、明、清各朝前后多达30多次维修和扩建,才拥有现在的规模。邹城博物馆现藏有孟庙清代时期的部分祭器,它们作为当时祭孟活动的见证者保存了下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北宋祭器改革的考究及其价值

北宋是中国古代祭礼变革的重要发展时期,真正做到了“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又因为北宋“循古礼”而乐此不疲,所以北宋也是研究三代古器的重要时期。祭器是一个完整的祭礼必不可缺的部分,贯穿北宋礼制改革的始终,是研究北宋礼制文化变革的关键线索。作者从北宋初年的《三礼图》,到引起北宋第一次祭器改制高潮的《政和五礼新仪》与《宣和博古图》入手,介绍了祭器在北宋时期的曲折变化,以期对北宋时期祭器的变革做一初步的尝试性探索。同时,进一步考究北宋祭器改革,在“加强社会教化,扩大统治基础”“承三代之旧,启后代之新”“强化礼治秩序,助力理学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明天启丁卯年南社祠堂祭器初探

朱元璋拟定新朝礼制,建立了明代祭器的基本样式;与前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祭祀用瓷的普遍化和代替化。山东博物馆藏大明天启丁卯年南社祠堂祭器上有“祠堂祭器”字样,明确白瓷作为祭祀用瓷,并反映了《大明集礼》祭器图式承袭了成书于北宋的《三礼图》和《博古图》,并一直影响到后世。

明正德丁丑年阙里孔庙祭器研究

曲阜孔庙藏有一批明正德年间铸造的孔庙祭祀礼、乐器,主要有簠、簋、豆、铏、爵及编钟,均为仿古作器。明代有传承有序的祭孔传统,因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攻入曲阜,对阙里孔庙造成巨大损失,其后兖州知府组织铸造了这批祭器。这批祭器与成书于弘治年间的《阙里志》所载礼器形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应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宗祀与道祀:宋元时期的祭器礼仪——以浏阳文靖书院为例

浏阳文靖书院创建于元代,奉祀著名的理学家杨时。文靖书院的青铜祭器虽然种类不全,数量不多,然在宋元时期的学祠祭器中是最为系统的资料,对于宋、元、明、清时期青铜祭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物质遗存和文献的关系出发,结合宗祠和学祠的祭器组合,探讨宋元时期礼制和礼学的变化。

走近《礼记》

曲礼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

南宋官窑陶质祭器探索

南宋官窑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南宋临安城考古资料的不断披露,南宋官窑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长期以来对南宋官窑陶质祭器却缺乏应有的关注,直至近来才有人指出陶质祭器的存在。本文以新出土的陶质祭器实物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对南宋官窑陶质祭器及其烧造活动作一粗浅的探索。

三皇庙铜祭器及其相关问题

一、内蒙古出土的三皇庙铜祭器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赤峰市出土了一件原来为全宁路三皇庙专用的铜祭器,据内蒙古博物馆1987年编著的《内蒙古历史文物》,这件祭器高9.2、通长31、底径14.5厘米,1957年赤峰猴头沟出土,'口为椭圆形,失盖,子口,浅腹,矮圈足。两侧各附一兽首半环耳,腹上部饰规则的变形兽纹,下部饰云雷纹,两组图案间饰三道弦纹(图一),一面铸有‘皇姊大长公主施财铸造祭器永充全宁路三皇庙内用’'(图二)。《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在介绍这件铜祭器的时候说:'据《元史·仁宗纪》和《泰定帝纪》所载,皇姊大长公主有祥哥刺吉和寿宁两人,《元史·仁宗纪》记延祐六年(1319年)时,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曾因做佛事而释放全宁路囚犯,可见。

宋代礼图的东亚传播 以《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之“祭器图说”在朝鲜的传播为中心

作者题为朱熹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是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由中央颁布,作为州县祭祀释奠的礼仪规范,其中所载之“祭器图说”与《三礼图》《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释奠仪图》在朝鲜时代朱学兴盛、礼书广布的历史情境下传入,成为他们相关礼仪活动中采用祭器的主要样式来源,体现在朝鲜王朝仪轨中具体又可分为“礼图系列”,如《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中的《五礼·吉礼序例》《宗庙仪轨》《社稷署仪轨》;以及“仪轨系列”,如《祭器都监仪轨》和《皇坛享丛仪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