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纳西族祭天仪式的功能和特点

"祭天"是东巴教最大的仪式和纳西族最隆重的节日。丰富的东巴经典籍和民族志资料证明,祭天是纳西人族群认同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标志,是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整合而成的一个祭仪,它体现了纳西人重母系祖先的古代文化特点及其与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诸多民族"贵妇人,党母族"古风的相互关系。

直道与匈奴“祭天金人”

汉王朝远征匈奴的霍去病骑兵军团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史记》注家以为匈奴"祭天"地点曾经在甘泉宫左近。相关历史迹象体现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移动,也使人联想到直道交通条件。直道沿线多有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历史遗存,"匈奴祭天处"即其中之一。"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当来自匈奴语。匈奴语言史料进入汉语文献,多因音译,但也有意译者,如"左贤王"、"右贤王"、"僮仆都尉"等。"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如为意译,则"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是明确的。

论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

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习俗孕育了北魏夏四月 西郊祭天的胚芽。西郊祭天制度确立、完善于太祖天兴、天赐年间，是拓跋传统祭天习俗 与汉族郊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西郊祭天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它适应了平城时代— —这一由游牧部落社会向北魏统一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现实。

桂越边境壮族天琴和祭天仪式探析

天琴是中越边境广西段一带壮族偏人、傣人民间祭祀活动中的专用法器。笔者首先概述了天琴的来历和使用情况,然后着重比较分析了偏人、傣人天琴的共性和差异性,最后对天琴祭天仪式的展演进行了文化解读,得出结论:偏人和傣人的天神信仰来自古老的传说,无一例外地承担起了浓厚的传承原始宗教仪式符号的重任。天琴祭天仪式传承的"合理性"来源于信士们的人生命运信仰。两族群的原始宗教仪式不仅表达人们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美好愿望,也成为了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问题研究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权力模式发生了急剧性的演化:从原始部落人人享有的平等祭天权转变为部落酋长的垄断,而后又转化为封建皇帝的独断。这是拓跋鲜卑社会结构从部落联盟跨越式地演化为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必然反映。

拓跋传统祭天时地考

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 ,经历了由部落时代的原始祭天习俗向国家阶段的西郊祭天礼演变的发展过程。由原始时代的祀无定点定时向北魏平城时代的祀有定点定时的转变 ,主要发生在北魏初期的盛乐时代。对其祭天时地变化作文献的考证 ,既可展示拓跋鲜卑社会与文化的进步轨迹 。

契丹皇帝祭天问题探讨

对天的崇拜是契丹人自然崇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契丹皇帝的祭天行为,往往出于战前祈胜、战后告捷、击败逆党、册封后妃与大臣、外国来供(降)、出现异兆、外出狩猎和庆祝节日等原因。而祭祀物品多是青牛、白马、黑白羊、酒脯、异兆物和猎物等,其祭祀地点不固定。辽朝中前期,契丹皇帝祭天活动频繁,至辽兴宗时,祭天频率大幅度降低,当是受到佛教发展形势及与辽宋、辽丽关系走向和缓的影响。

纳西族祭天仪式中的女性禁忌及其变迁

在云南纳西族东巴教最大的仪式也是纳西族民间最大的节日"祭天"中,存在着多样化的女性禁忌,迄今这些禁忌在发生着不同变迁,地域之间也有了明显的区别。纳西族自身对这一禁忌的起源有自己的解释,而西方人类学家对祭天女性禁忌习俗产生的解释阐发了新的观点和认识。

论秦畤祭天

古代祭天于郊，故祭天又称郊祀。秦之祭天，在祭祀时间、地点、所用牺牲等方面与周、鲁郊天有很大不同。尽管秦祭天礼仪跟儒家经典所记相抵牾，但经过西汉的继承，秦代祭天仪式对后世郊祀制度依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稻作与祭天——《布洛陀》与《崇般图》的文本比较

壮族《布洛陀》与纳西族《崇般图》属于典型的创世史诗,其文本类型都具有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复合型特征,分别由本民族的文字——壮文、东巴文书写记录而成的经籍文本;这些文本基本上是在仪式上演述的经书,属于半口传文本,同时也存在着与有与史诗内容相关的各类口头文本。二者的文本差异性体现在文本类型、文本内容、仪式应用、文本书写制作、叙事模式、神灵体系、仪式规模、概念范畴等诸多方面。《布洛陀》创造了一个稻作文化世界,堪称"稻作史诗",而《崇般图》给予了纳西人以祭天的历史缘由,并以"祭天人"自称,这一史诗是名副其实的"祭天史诗"。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之思考:乐竹村纳西族祭天仪式的田野记录

以乐竹村纳西族祭天仪式作为研究个案,本文试图呈现一条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思考的诠释路径,进而对丽江坝区纳西村落的社会真实进行建构,探讨一个处于特定地域的典型纳西族村落,如何历经社会变迁,重组整合其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的交流、变迁中展出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质。

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

北魏祭天礼中的夷礼内容主要源于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祭天地点与时间的选择、祭祀的对象与主持者、祭拜的方向与骑驰仪式等方面 ,显示拓跋鲜卑原始祭天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点。

中国古代祭天坛庙建筑中的学问

通过对中国古代祭天坛庙建筑一些相关含义的探讨,深入研究其本初的涵义,以解读其中易被当代人忽略的传统学问。重点探讨祭天建筑之玄学意义,阐述"天、地、人"的基本概念并以北京天坛为重点案例展开对坛庙建筑中数的神秘含义学的讨论。

东巴祭天仪式的程式化特征及结构形态

"仪式程式"有两个内涵所指:一是口头叙事传统中的程式,主要由传统性片语、主题和故事类型三个层面构成;二是指仪式中的程式,主要由仪式程序、仪式主题、仪式类型等三个层面构成,二者共同构成了"仪式程式。"仪式叙事是由仪式行为与口头或经籍演述两个层面达成的,仪式经文成了仪式行为指南。仪式程序及故事情节犹如两条平行移动的线性结构,构成了仪式叙事文本的"情节基干",不断推动着仪式叙事行为的逻辑展开。

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研究管窥

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究竟为何物?小问题却关涉东西文化交流大事,由于缺乏直接材料,历来说法不一。晋唐时期学者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断为佛像;近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有人认为是佛像,有人认为另有所指;当代有学者认为可能与祆教祭祀有关。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认为休屠王“祭天金人”当是佛像。

正统论建构视域下的周人祭天——以《周易》为中心

中国为“礼义之邦”,时人对三代古礼的探究,多集中于周礼体系。《周易》是我国存世定型最早的典籍,是记录殷周之际人文精神与社会现象的最重要载体。与周代礼乐文献的理论性阐述不同,作为当时礼典施行记录的《易》礼,是研究殷周古礼的可信史料。周礼得以建构是损益前代,尤其是殷商礼乐的结果,故可由周礼来反观追溯《易》礼相关细节。周人“翦商”大业的正统性建构,祭天是其重要内容。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周易》祭天古礼文化背景,文王“受命”祭天尝试正统性建构,周人对殷商祭天“几”“丘”设置的破坏改制,即“改命”作了探讨。

《诗经》与《祭天古歌》的内涵及语言的同质研究

将汉文化瑰宝———《诗经》与反映纳西族祭天文化的纳西古文学集成《祭天古歌》作比较分析 ,可以找出若干“契合点” :都展现出了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面貌 ;都反映了古代农业经济的组成 ;都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思想 ;都揭示了相同或相似的古代自然科学规律。在语言技巧和语言风格方面也有着相似之点 ,说明了古汉民族与古纳西族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内涵的亲缘性与同质性。而二者的异质文化 ,则是由于民族文化观念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所致。

蒙古族的苏里德及其祭天习俗

蒙古族的苏里德及其祭天习俗李自然以往，蒙古族人在大门旁（或蒙古包前）都立有苏里德神杆（亦称嘿莫瑞）。现在鄂尔多斯地区，一般蒙古族人家仍立此杆，至于该文化现象的象征是什么，则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此现象与蒙古族祭天习俗有关，即此杆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