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水论、情悔论与遗民情怀——《隋唐演义》与《长生殿》之李杨故事比较

《隋唐演义》和《长生殿》是清初对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同一题材所创作的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两者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大异其趣,前者宣扬女人祸水论,后者主导情悔论,表现出两位作者对晚明以来的尊情思潮的不同接受。但作品的终极情怀却是一样的,即表现一种遗民情怀。

绿珠故事的演变与美女祸水论

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社会各色人等各安其位的等级社会,像绿珠这样美丽的女人引起的男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无休止的争战极大扰乱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定和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所以以绿珠代表的美丽的女人又被视为盅惑男性的妖孽,千万不能靠近的充满诱惑的陷阱。正因男权社会的戒备和敌视并握有话语霸权,因为畏惧,所以要丑化绿珠的形象,给美女们扣上了"祸水""邪恶"的帽子。

“红颜祸水论”与俄国性文化俄罗斯“性”观察之一

红颜是否祸水——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娜达丽娅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众多古迹中，涉及政治人物最多的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文化人物中最多的是普希金。这两个人，都曾引出许多关于“红颜祸水”的热议。

“红颜祸水”——“夏姬”形象考辨

夏姬是男权社会里史家笔下"红颜祸水"的典型,《左传》塑造了夏姬"不祥人"的形象,《列女传》定型了夏姬"孽嬖"的形象,而史实证明所谓"色祸"不过是莫须有的罪名。通过对"杀三夫"与"三为王后、七为夫人"进行考辨,可见叔向之母所谓的"三夫"当指御叔、襄老、巫臣;"王后、夫人"之说则是刘向为规劝汉成帝远离女色的夸大之词。夏姬的"红颜薄命",盖因"女子,从人者也"!

“红颜祸水”论的现代演绎——解析大众媒介的“贪官报道”

随着党和国家对社会腐败问题整治的日益深入，反腐倡廉的媒介事件亦成为公共大众传媒极为关注的重点议题。在这些媒体报道中，大部分传媒能够坚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规范，既表明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现象的决心和执行力度，亦彰显社会正义对罪恶的胜利，为构建和谐社会践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其问衍生出来的一类报道——与“女色”极为亲近的“贪官报道”也已成为一些媒体抢夺受众眼球的“杀手锏”，从中引发的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下恐怖主义“祸水东向”探析——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并冲击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国际恐怖主义乘机发展并在中东、北非等地蔓延,"祸水东向"的趋势明显,我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其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女色祸水”中“荡妇”的非真实镜像

传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荡妇”形象 ,是男权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统治 ,在对妇女实施教化的过程中 ,包含他塑而形成的一个反面典型。她和忠贞、温顺的“天使”形象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即父权文化向人们宣讲的“女色祸水论”。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出发 ,“荡妇”

“红颜祸水”的又一范例——夏姬形象考辨

"红颜祸水"是反映男权社会中男性把污水泼向美丽女性的范例,也是部分史家文人立足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观、社会观对女性搞性别歧视的佐证。《左传》就是以陈国小人物夏姬为例,以"红颜祸水"为主线对构建于封建女性观、历史观基础上的历史人物评价思想和文人潜意识中的人物评论观念进行了再认识。

“红颜祸水”论源于周人对商代的女性文化否定

"红颜祸水"论由来已久,但世人时而论及汉成帝与赵飞燕事,鲜及商周。《尚书》载牧野之战武王誓师有"牝鸡司晨"语,或为其源。代文化女性参政本为常事,然周人借助神秘歌谣以揭示商王朝妇人干政有违天道,时下乱象悉由此起,并以此周人昭示天下,商纣违逆天意,诏告天下并起讨逆。时以天道覆人道,人道当以德配天,"牝鸡司晨"逆天而动,此后红颜祸国论踵事增华,衍为历代帝王倾覆家国借口之一端。

论“红颜祸水”观在水浒小说中的变迁

"红颜祸水"一度被人讲述得理直气壮,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步认识到"红颜祸水"只不过是男性开脱责任的借口,女性与男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从水浒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观念的变化:在《水浒传》中"红颜祸水观"比较强烈,到《水浒后传》、《后水浒传》中出现了松动,而到了《荡寇志》与《新水浒》,"红颜祸水"观已经得到完全改观。

浅析“红颜祸水”——夏姬对楚国的影响

红颜祸水"——夏姬一生历经陈国、楚国与晋国,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历代史家批判的对象。但她的所作所为,确实对所在的每一个国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楚国。现以夏姬这么一个小角色为切入点,从楚国霸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楚国战胜晋国成为霸主阶段、晋楚争霸相持对峙阶段、"联吴制楚"方针实行阶段,浅析夏姬对楚国的影响。

《国语》骊姬“祸水”形象的文化阐释

骊姬故事讲述的内在话语是"女人祸水论",因此,本文考察了春秋时期"女人祸水"观的社会意识根源,从"作为战利品"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骊姬两个角度,阐释骊姬的人生是男性霸权下的女性悲剧,剖析骊姬形象的邪恶一面和悲剧性一面的内在关联。

男权社会中的“替罪羊”——“红颜祸水”故事探源

"红颜祸水"的故事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本文利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文学作品中的此类故事进行考察发现,"红颜祸水"故事其实是"替罪羊"原型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一种置换变形,并且它最终体现了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以后掌握了话语权的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既极端依赖又深怀恐惧、既极力控制又有所期待的矛盾心理。

“红颜祸水”与伦理责任的合理审视——基于海伦和夏姬的比较分析

"红颜祸水"观念内在蕴含着女性容貌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直接的影响的意味,这种伦理观念在古希腊悲剧中的海伦和春秋时代的夏姬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尽管西方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对海伦和夏姬因"红颜祸水"而招致的女性伦理责任归咎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本质上是男权主义时代道德评价方面性别不平等的反映,女性容貌成了男性意志薄弱和逃避道德责任的替罪羊。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崇拜”与“女人祸水”观

女性崇拜和女人祸水观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原因。这两种观念在中国历代文学中不断地交替出现 。

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红颜祸水”论——从“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说起

在男权社会里,语言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手里。以男性审美取向、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历史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表现了男性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需要,男权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伴随着男性对女性既依赖,又压抑;既期待,又恐惧的矛盾心理,"红颜祸水"便成为祸难来临时中国男人掩饰自身过失、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口头禅。"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成为最有名的"红颜祸水"论的历史佐证。周王朝的灭亡有很多综合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烽火戏诸侯,二是废除申后和太子,与褒姒的一笑一颦毫无关系。

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

鉴于卫宣姜改嫁卫宣公、昭伯上烝宣姜是齐卫两国政治媾和的结果,卫宣姜谗杀卫太子伋、卫宣姜少子朔趁机夺取君位符合我国古代宫廷争斗的套路,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是狄人攻破卫国的主要原因。卫宣姜儿女中不肖子、昏庸之君(卫惠公)所占比例小,而社稷之主(卫文公)和巾帼英雄(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所占比例大为客观事实。最终得出"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的结论。

明清小说里“红颜祸水”形象的历史隐喻——以《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为例

在中国"红颜祸水"论古已有之,但是直到宋元以后话本小说兴起,尤其是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进入高峰期,妲己、薛素姐等一系列"红颜祸水"的形象才被惟妙惟肖地勾画在文本里、演绎在戏剧中。这篇论文以《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为例,分析其中"红颜祸水"形象的历史隐喻,指出:宋朝以后,随着父权制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并冲击着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上至统治阶层,下到平民百姓都对于女性"叛逆"力量产生深切的恐慌心态。面对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萌芽带来的挑战,儒家文化利用小说大力塑造"红颜祸水"的舆论,借助大众化、民主化的文化消费,进一步实现其世俗化的发展。

“红颜祸水”论的现代翻版——评反腐倡廉影视剧中的一种倾向

"反腐倡廉"的影视作品,关注的是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其内容上的特殊性、敏感性和即时性,受到大众欢迎。但是在这类影视作品中出现一种倾向,即有意无意地宣扬"贪官背后的温柔陷阱",甚至认为这是一些官员走向腐败的原因,这是中国古代"红颜祸水"论的现代翻版,在反腐败斗争中,容易产生误导,不能不引起关注。

“男人婆”与“红颜祸水”——谈“四大奇书”女性角色

明代＂四大奇书＂男性话语权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中的女性角色定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传统观念之下,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被程式化了,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这四部小说中,形成了＂男人婆＂和＂红颜祸水＂两大形象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