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移史馆于禁中”再议

史馆制度在唐代逐步确立。贞观三年唐太宗"移史馆于禁中",使史馆正式成为国家法定修史机构。对唐太宗的这一行为历来有多种解读,常常认为其动机是从政治角度加强对修史的控制。但从唐太宗对历史重视的角度解释应该更加合理。从当时其他机构和职官调整的情况看,将史馆移至禁中也是为了方便史馆的修史工作和管理工作。"移史馆于禁中"对唐朝的官方修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世的官方史学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東漢的“殿中”和“禁中”

東漢南北宫整體呈"囙"形,宫牆之内有殿牆,由端門、神虎門、雲龍門等殿門出入,其内爲"殿中"。殿中區域以德陽、崇德、雲臺、嘉德等殿爲中心,又有朝堂、尚書臺、侍中寺、蘭臺、符節臺、謁者臺等機構,由光禄勳所領郎官宿衛。"禁中"在"殿中"深處,有牆相隔,由"禁門"出入,士人一般不得居止其中。"殿中"、"禁中"以"某某殿"爲中心的院落都稱"省",其中事務由宦官負責,"給事省闥"的中常侍、小黄門尤爲重要。皇帝生活起居和日常辦公都在"禁中",與殿中官員及公卿大臣溝通不便,爲宦官干政創造了條件。

西汉未央宫“省中”“禁中”“殿中”简考

西汉时期的“省中”“禁中”两词实乃异名同事,是帝王与皇族的寝居空间。未央宫内的省中多为黄门、中书等宦官值守,其区域主要包括温室省、清凉殿、白虎殿及后宫内皇后椒房、昭仪和婕妤等嫔妃居所等建筑。同时宫内还存在“殿中”区域,其与“省中”分别为两个独立无交叉的空间。“殿中”是皇帝与官员的议政和工作空间,多由尚书、中郎等士人在内值宿和工作,主要包括前殿、宣室殿、承明殿、玉堂殿、高门殿、兰台、少府官署等建筑。武帝以后,二者的区域范围和政治地位逐渐呈现扩大和提高的趋势,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腐化与皇权的扩张。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西汉未央宫内的禁中与殿中

汉代宫省空间分宫中、殿中、省中(即禁中)三大区域。西汉未央宫最核心区域位于未央宫内的北部,包含温室殿、椒房殿、掖庭、少府下辖官署等所在的禁中,也包含禁外以承明殿、承明庐、石渠阁、天禄阁、兰台、金马门所在的殿中。未央宫第2号建筑遗址位于前殿、宣室殿以北,应为皇帝寝殿,即温室殿。石渠阁位于殿中的西北部,而兰台与承明庐则在其以东不远处。承明殿位于殿中北部区域,且在兰台以东。

春秋战国丧葬仪式中的“禁乐”与“用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丧葬仪式与音乐行为一方面在秉承周制"丧中禁乐",一方面礼制慢慢向世俗妥协"丧中用乐"越来越普遍,直至挽歌的出现,成为"丧中用乐"的典型。文献中相当多的"非礼用乐"特别是"丧中用乐"的记载,更多是在说明这种事件、行为是不合礼制的,是在批评、劝诫这种行为,希望回归礼制社会,因此,记载这些事件的目的更多地是在表达要继续尊周制的愿望,在此,是"丧中禁乐"盼。时代的变革、动荡使得人们对于礼制在认识上有了很多的模糊性,也有了地域的差异性,更多的"非礼"、"僭乐"有时未必是当事者有意为之,很大程度上是当事者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是"尊礼",自己的行为又是否是"非礼",礼的规范、标准已经很难统一,使得丧中用乐成为可能。丧中用乐因素逐渐增多,从丧除时小心谨慎用乐到丧中堂而皇之用乐,再到庄子、孟子反、子琴张的临尸而歌;从忧伤之歌到丧歌再到挽歌,歌在丧中得到大量的应用,并促使挽歌这种仪式形式的诞生,以致汉魏时在国家体系中得到认可,成为丧中用乐的典型。

黄门与禁省——汉代皇帝宫内居住区域考辨

汉代宫中“黄门”可表示禁门、禁省及禁内官署或天子近侍的官员与宦者,其名称出现于武帝时期,与当时的历法与服色修订有关。西汉未央宫内禁省包括温室殿、清凉殿、白虎殿、玉堂殿等,东汉洛阳南宫禁省有玉堂、嘉德、章德诸殿,北宫禁省则有德阳、崇德、章德等殿,出入凭借门籍、符节和棨等身份证明。两汉禁省区域逐渐扩增,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讨论决策地点,发动政变者往往利用或夺取禁省。

漢未央宫“殿中”考

西漢未央宫中有宫、殿、省三個區域。"殿中"區域以前殿、宣室殿、承明殿等建築爲中心,有殿牆環繞,由"殿門"出入。温室殿則是皇帝寢殿,位於承明殿北,在"禁門"内,稱"省中"。可考的殿門有端門、白虎門、"殿東門"、小苑東門和小苑西門。該區域可能呈"凸"字形,南部凸出,東西較窄,北部東西較寬。北部"殿門"和"禁門"之間還有金馬門和長秋門,將"殿中"區域分爲内外兩部分。其外是生活服務區,有光禄勳等機構,由郎中宿衛。其内是皇帝及其輔助官員的辦公理政區,有承明殿、玉堂殿、高門殿等建築,可能由中郎宿衛。尚書、侍御史、謁者等機構和朝堂等設施,可能在承明殿"廷中"。蘭臺也在承明殿附近。所謂"中朝臣"則是殿中官員可參與朝堂議政者。

释“中严”,兼谈“中庶子”、“中舍人”、“中记室”

"中严"、"外办"《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释不确,其本系古代皇家礼仪用语,盖某些场合需为天子等皇室要员专设一空间,以此区分内、外。"中严"之"中"就词义而论当指"禁中",其适用范围就"中严"、"外办"礼的施用对象来看,当不限于皇帝周围,还包括太子、皇后、皇太后之近身区域。这方面一个证据是"中庶子"、"中舍人"、"中记室"等官称,作为东宫或王府、军府官,其权重、秩次居于"庶子"、"舍人"、"记室"之上,据此可断定"中"在此当指太子、僭主的某个贴身领域。

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

杨鸿年、廖伯源通过对汉代宫省制度的研究,认为汉代宫省中存有一个三层宿卫体系,这一结论是我们理解汉代宫省宿卫制度的基础。由于宫省制度概念的模糊及考古材料的缺乏,二人的研究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存在。结合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汉代宫省中实际存在一个四重宿卫体系,其中省中与禁中不同,而禁中是皇帝起居之处,是四层宿卫体系中最核心所在。

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

本文通过分析宫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的关系，揭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月关即国家”思想泛滥，家政。

郎官与东汉学术及文章

郎官的文士化,使其在东汉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主要表现为校书东观,整齐故事;侍讲禁中,师傅皇子;应诏作赋,颂美汉室等几个方面。郎官们的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汉学术及文学的发展。

漢代鉤盾考

漢代少府轄有鉤盾這一機構,其長官爲鉤盾令,職掌皇帝經常游觀的近池苑囿。其實,鉤盾應爲鉤、盾合稱,它的得名當因守衛之人手執鉤、盾的緣故。根據《漢舊儀》的記載,參以太子中盾的職掌,可知西漢鉤盾的主要職責本爲守衛禁中。不過,這個職能可能被武帝設立的期門和羽林軍所取代。此後,鉤盾大概已經轉變爲管理近池苑囿的機構,同時兼負守衛近池苑囿之責。到了東漢,鉤盾被移置禁中之外,成爲專門管理近池苑囿及其中的離宫、果園等皇室私産的機構。

西周丧葬仪式禁乐、作乐论争辨析

"丧中禁乐"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与道德规范,在西周时期最早进行制度与体系化。不仅居丧期间要严格禁乐,对于疾病时、亡者忌期以及天灾人祸等诸凶礼都要禁乐。对于禁乐的"乐"之类型,首先"歌"是被禁止的;其次就是"彻县"、"去琴瑟",即禁止任何形式的"作乐"行为。与此相对的,"丧中作乐"因素也在慢慢累积,如丧葬仪式中乐官与明器乐器的存在、并非所有"五服"内的生者都禁乐、在刚除丧时禁乐的不明确、"存乐"与"使工为之"的模糊概念、《诗经》记载的悼亡诗与挽歌、瞽蒙讽诵诗吟唱的琴瑟伴奏等,更由于"三礼"所载只是对居丧者禁乐,对丧葬仪式中是否可以用乐语焉不详,这些都为后世丧中禁乐、作乐之争议埋下了伏笔。

古人是怎样“迎新”的

迎新始于除夕。除夕在辞旧迎新中是最重要的一天,除了流传至今的吃年夜饭之外,古人最传统的习俗便是“守岁”,须“终夜不眠,以待天明”(西晋周处《风土记》)。《东京梦华录》说“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苏轼有《守岁》诗说“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连孩子也和大人一样守到天明。

考“鼓”:作为乐器的质疑

鼓在现实生活中多以乐器的身份存在,以至于认为乐器是鼓的惟一属性。但历史上的运用却是多样的。特别是在"周礼"确立"丧中禁乐"制度以后,鼓在丧葬仪式中的运用就不是乐器。在历史的发展中,"丧中禁乐"存在着两条脉络:一种是官方的、主流的;一种是民间的、非主流的。鼓在两条脉络中的属性从非乐器逐渐到乐器演化,直至当下,完全演化成乐器属。鼓在丧葬仪式中属性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对功能性、历史性的认识,从而有助于了解鼓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