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之探讨——对“禁佛”之正名与达玛之评价

达玛(或称达磨、朗达玛)是统一的吐蕃王国的最后一个赞普,其在位时间仅短短四年,后代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多与他在位时推行的“灭佛”政策有关。关于达玛禁佛一事,本文认为有两点问题有必要进行讨论:首先,达玛时期推行的是“禁佛”政策,而非大部分藏汉史籍中所载的“灭佛”政策;其次,对于达玛禁佛的评价应该尽量摒除佛教典籍中带有宗教情感的偏见对我们的影响,从当时吐蕃王国的历史背景及禁佛政策造成的历史影响给予达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夷夏观念与汉晋佛教的传播——从汉晋禁佛令说起

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是东汉出台汉人出家禁令的直接动因。佛教在初传时期,为了避开禁佛令,消弭夷夏观念等对佛教的制约,在传教方向和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从而促成了佛教在传入伊始即与中国广大士庶的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并由此走上世俗化的道路。虽然这种世俗化的传播使得佛教在很长时间内淹没于中国本土信仰之中而不显,但是却对佛教在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佛教不仅因此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为在两晋之际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佛教信仰在后世的发展形态。

达玛禁佛运动的根源探究

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达玛在位期间发动了第二次禁佛运动,标志着吐蕃王国的佛苯之争达到最高潮。本文试通过分析佛苯之争和吐蕃王国的统治基础,探究达玛禁佛运动的根源所在。

试评达玛的禁佛运动

达玛是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他在位时进行了西藏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文章主要论述达玛禁佛运动的历史背景及禁佛运动的具体内容,并尝试对达玛的禁佛运动进行评析。

周世宗禁佛与北宋初期佛教政策的转变

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屡次遭受打击和抑制,发展势头受阻。后周时期,周世宗采取必要的佛教管理措施,为佛教随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北宋时期,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政权,逐渐放宽了佛教管理政策,并不断鼓励佛教有序发展。佛教集团抓住机会,迅速发展壮大,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佛教文化逐渐走向繁荣,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昌禁佛经济成效研究——籍没寺田数、还俗僧尼数及其领田数考

会昌禁佛籍没的寺田,典籍所记有数千万顷、数千顷两种。本文考定为数十万顷。会昌禁佛驱逐的游惰之徒,文献记载有千万、百万、十万3数,本文辨析为十万人。会昌禁佛前夕寺庵控制的依附农民,本文推算为约52万丁。会昌禁佛解放的奴婢所获之农田,史书有"口百亩"和"人十亩"两说,本文折中为几十亩。会昌禁佛拆除的寺院房舍总数及其价值,本文研究为约750万间房,价值25亿贯。其中被重新利用的建材价值3.25亿贯,相当于唐王朝一年的正税——两税收入的6.5倍。会昌禁佛销铸的佛像铜磬等,解决了钱荒铜匮,平衡了物价,缓解了财政困难。由此可见会昌禁佛经济成效显著。

藏族史学著作中的达磨形象分析

达磨禁佛事件是吐蕃佛教历史中的转折事件,其造成的后果是佛教在吐蕃良好的发展局面遭到很大打击,也就产生了后世佛教史家笔下佛法的"黑暗期",达磨也因为这一"功绩"而获得"朗达玛"这一蔑称,其历史形象堪比桀纣之君。今欲结合记载达磨禁佛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对达磨这一历史形象进行重新解读,分析藏族史学著作中出现"朗达磨"这一形象背后的历史动因以及佛教史家的治史思想。

后周世宗是否崇道辨析

三武一宗之厄是中国历史上四次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灭佛排佛事件,佛教界称之为'法难'。它们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废佛、唐武宗禁佛和后周世宗限佛。前三次'法难'都与佛道之争有关。魏武之厄有道士寇谦之和信道教的崔浩的灭佛主张,周武之厄有道士张宾和还俗僧卫元嵩的废佛进言,唐武之厄有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的禁佛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