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葛福順墓誌疏證——兼論景雲、先天年間的禁軍爭奪

葛福順是唐隆政變的重要功臣,是玄宗在禁軍中的心腹,然而兩《唐書》沒有爲其立傳,故其生平頗多不明之處。近年,葛氏墓誌出土,所記葛氏生平不僅可補史傳之闕,更暗示了景雲、先天年間,玄宗和睿宗、太平公主在禁軍的佈局上有過激烈的爭奪。同時,墓誌中不同尋常的"異刻"情況,也爲我們了解唐代墓誌的生產過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即通過墓誌的異刻,討論唐代墓誌上石中可能存在的文稿錯簡情況,並通過對墓誌本文的疏證,釐清葛福順在景雲、先天年間的歷官,更以此爲切入點,綜合傳世史料,全面考述了景雲、先天年間雙方在禁軍上的佈局。

“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北魏前期宗室在禁军中的地位及作用

禁军是北魏强力军事机关,它集天下之重兵,具有卫戍京师、征伐四方、参与枢机等职能。禁军的人员结构是其发挥功效的关键,拓跋宗室身为天潢贵胄,在禁卫武官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担任的职位上至殿中尚书、司卫监,中到小统、幢将,下至郎卫、内侍内行等,在北魏前期政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宗室供职禁军是北魏独有的政治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据此可管窥当时的宗室政策及统治形势。

论北宋的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

王安石为解决团教保甲、训练将兵的经费问题，赋予封存缺额禁军律的北宋惯例以新的意义，建议神宗实行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从而收到了训练保甲、将兵“未尝费户部一钱”的一定效果。元 旧党执政，曾有意将其取消，只是迫于经济压力而未果。绍圣以后，虽然“民兵亦衰”，封桩缺额禁军钱却畸形发展，至徽宗室和年间造成了禁军严重缺额的恶果，以至于金军南下时素号“冗兵”的北宋竟然无大军抵御，这却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论“马嵬兵谏”——“安史之乱”背景下禁军将士的救国之举

安史之乱,叛军攻占洛阳、潼关,逼近京师。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放弃皇帝平叛职责、采纳奸相杨国忠弃城逃跑的"幸蜀之策",出长安延秋门西行,一路饥饿疲困,狼狈不堪。十四日过午至马嵬驿,禁军饥疲皆愤怒,请诛杨氏,杀杨国忠,逼玄宗赐杨贵妃自缢。马嵬事件,不是军队哗变、不是兵变、不是政变,是禁军将士的"兵谏"。"马嵬兵谏"是陈玄礼等禁军将士在安史乱国家危特定背景下拔除安乱两个"祸根"的救国之举。诗圣杜甫赞"马嵬兵谏"首领禁军统帅陈玄礼"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马嵬分兵,玄宗幸蜀,分兵太子命其北上平叛,宣旨传位。太子李亨"遵马嵬之命""受禅灵武""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马嵬兵谏"、肃宗灵武主持平叛,是大唐中央朝廷由逃跑转向抗战的转折点,使大唐免于灭亡继续存活了152年,杜甫赞灵武即位的唐肃宗为兴复唐朝的"中兴主"。

定州开元寺塔碑刻题名中的禁军、厢军、乡兵指挥考

定州开元寺塔内现存北宋时期碑刻共计三十一段,包括了大量禁军、厢军、乡兵等各级军士题名,为研究北宋中期军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新史料。本文依据《宋史·兵志》相关记载,并在今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定州塔碑刻题名所涉北宋庆历前后禁军、厢军、乡兵指挥番号和编制情况,并对指挥以下都一级将士职级和他们在佛教社邑中担任'钆首维那头''维那'等状况略加考析,以期能对《北宋·兵志》略有补正,并丰富我们对北宋军制和军士佛教信仰状况的认识和研究。

见微而知著:宋代禁军“班直”的名称

宋代禁军"班直"名称蕴涵了深层的社会历史因素。一方面,"诸班"武装是相互独立、并列直属于殿前司的数支禁军,但存在资次高低关系;另一方面,其以"班"为编制单位,或依据宿卫皇帝之班次、位次,按工作职责分工而编排设置。而"诸直"名称的渊源与唐末五代皇帝或藩帅亲军长期番直宿卫有关。"班直"名称的出现、形成与晚唐五代以来的政治历史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存在一定关系。

论李重进移镇淮南与后周禁军力量的失衡

李重进作为后周侍卫亲军将领,因与后周皇室关系密切,且与赵匡胤、张永德矛盾较深,在后周世宗病逝不久,便被移镇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被排挤出中央权力中心,后周殿前军系统与侍卫亲军系统相互制约力量由此失衡,后周世宗生前安排的辅政格局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关系到后周内部权力斗争和未来政局发展,标志着赵匡胤势力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对唐宋之交兵制演变的探索与思考──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

对唐宋之交兵制演变的探索与思考──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周生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唐宋时期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及隋代，下启元明清三朝，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赵宋以降直至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即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历时约半个多世纪的五代...

北宋宽衣天武禁军考论

北宋宽衣天武属于皇宫宿卫禁军之一,不仅在选拔方面注重身材外表,而且具有年纪偏长、军服宽大等特点。相对于诸班直和皇城司亲从官,其建立的主要目的或不在于凭借突出武技宿卫皇宫,而应有出于形式的用意,表现为天子对传统以来所倚重的皇家禁卫象征——天武禁军的重视。其主要职能除守卫宫门外,亦从事皇宫诸般杂务、参与皇室礼仪等。在北宋皇宫宿卫体系中,宽衣天武能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历史的顺延习惯于其时的必然体现。

“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实指还是虚指?

《水浒传》第二回：“高殿帅——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第十一回：“这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林，名冲,

论宋太宗任用禁军将领思想上的变化

宋太宗为了更好地防范禁军将领群体,达到维护北宋政权稳定的目的,在任用禁军将领的思想上与宋太祖相比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重用外戚、笼络禁军将领发展成为重用潜邸亲随、控制禁军将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初年的政治逐步朝着加强专制的方向发展。

五代禁军问题再探讨——以节度使为中心

从后唐明宗朝起,禁军统帅遥领、兼领节度使之制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严格的迁转序列。他们可适时被罢军职出为实任节度使,以防范兵为将有局面的形成。这一设计旨在防弊,目的在于保持皇帝对禁军的绝对控制。

论唐代京都“禁军侠少”及在唐诗中之表现

唐代游侠与禁军有密切关系 ,或有禁军任侠者 ,或有游侠从军者。唐诗对游侠禁军这一特殊人群作了全面反映。其中既有对其生活方式的羡慕 。

敦煌研究院藏卷《北魏禁军军官籍簿》考述

敦煌研究院藏敦煌遗书68号,原拟名《职官花名册》一九四四年八月发现于莫高窟中寺土地庙清代残破塑像中,长26厘米、宽27.5厘米,无头无尾,上部破损.两面书写,正面十九行,即《名册》(图版第1页);背面七行,为后人随手抄写的《佛名经》之类.正面内容录文如下:

五代后周禁军考述

一、侍卫亲军及其将帅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称帝,是为周太祖.此时,侍卫马军与步军仍称护圣与奉国未变.四月,改侍卫马、步军军号:马军改为龙捷,步军改为虎捷.其名为郭威所撰.事见《旧五代史》(下称《旧史》)卷111《周太祖纪二》与《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此后,迄后周之世,军号未变.

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

五代后唐禁军考实——五代禁军再探

后唐时期,禁军名号凡三变。庄宗时期,禁军名号繁多,其家属亦分驻三处,禁军统帅称蕃汉总管。明宗时期,锐意整顿,创置侍卫马军,以捧圣为其军号,侍卫步军以严卫为其军号;禁军家属,全部集中到开封;侍卫马、步车之外,另有控鹤军,拱卫宫阙。禁军统帅有:判六军诸卫事、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末帝时,改捧圣为彰圣,严卫为宁卫。判六军诸卫事、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均不除授,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各置都指挥使。

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

本文考察了开元天宝之后长安商人与禁军的诸种关系。认为:开元天宝以后,募兵制的兴起,行贿之风的盛行,为商人进入禁军提供了可乘之机;禁军所独有的优越地位,以及商人出于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逃避赋税等方面的考虑,也是商人混迹禁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大量商人混迹禁军,从而导致了诸多不良影响,削弱了禁军的战斗力。

定州开元寺塔石刻题名中的北宋禁军和相关军制内容——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军人题名研究之一

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中的军人题名是目前所知记录北宋军队番号最多、反映北宋军队部署信息最为丰富的石刻文献。题名中共出现了15支禁军番号,计40指挥。其中19指挥为分驻定州禁军指挥,另21指挥为分驻其它州禁军指挥。由题名中的驻地信息,可知非驻定州禁军有河北路6指挥,均为骑兵,包括骁武1指挥、云翼5指挥;其余15指挥均为步兵,包括开封府4指挥、京西路5指挥、京东路2指挥、河东路4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