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态与常态之间:光绪初期规复淮盐旧制中的江鄂川之争

清代盐政制度中,两湖地区是淮盐的重要引地,其财政和民食意义非同一般。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淮盐西运受阻,朝廷暂准川盐济楚,鄂省财政由此得益,形成盐政制度中的异态。战后,江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淮盐引岸常态,有一定进展。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竭力禁川复淮,却遭到川、楚势力的联合抵制,部臣与其他疆吏也卷入其中,争议不断升级,形成对峙势态。禁川复淮一案不仅反映了晚清省际之间、外省与中央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利益纠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制度由临时异态规复到原有常态过程时的纠葛态势。

晚清滇黔边岸川盐官运商销制度施行背景探析

官运商销制度是通过宏观调控对市场的整顿,有效控制私盐和运输途中的非法手段,减少不经过盐引控制的销售行为,实现了销引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其施行背景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清廷财政供支捉襟见肘,不得不依赖地方的力量平息战乱。彼时的四川作为受战乱波及较小的省份,靠川盐济楚政策增加的盐税收入承担着协济各省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为规复淮盐销区,川盐济楚被叫停,川省失去了一笔重要的财政来源。为了弥补这一财政缺口,川省开始致力于整顿滇黔边岸,川盐官运商销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它既是当时中央财权下移、地方财政兴起这样一种复杂历史条件的产物,也通过能保障地方财政稳定来源的内生优势实现了对其的一种呼应,二者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