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乐户禁弛与雅俗文化的互动

乐户是自北魏立乐籍以来从事各种官方及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明代是乐籍制度急遽变迁的重要时期。乐户向民间的流播 ,使其名籍隶属、生存境遇以及职业所长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 ,奏雅乐歌舞、操百戏俗艺的乐户成为官方权力话语和民间意识互动的重要中介 ,并由此带来了雅俗文化观念的对峙与交流。

“弛山泽之禁”与西汉盐铁私营

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①,使山林川泽向世人开放,当为地方自由经营盐铁之政策导向,推动了“盐冶”的发展,私营盐铁之风不绝于汉。逐利之族多为诸侯王、豪强、大商人、官僚,他们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利用林产,其投资经营展现官营与私营之争,并使私盐初步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

古代山林川泽利用问题再检讨——以“公私共利”原则为中心

山林川泽作为自然资源,原则上是对所有人无偿开放的。从整体上看,在殷周邑制国家时代,族长与氏族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规约对山林川泽资源进行共同利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共利"。至迟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山泽君主私有化的倾向,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这一倾向又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然而在专制王权下,"公私共利"的原则却依然存在。在山泽禁区内,历代帝王通过实施"弛山泽之禁"以实现所谓的"公私共利",实质上是掩盖山泽私有进一步强化的手段。在禁区外的山泽区域,通过"公私共利"的利用规定,一方面是君主与实力阶层在山泽占有问题上达成的一种妥协;同时,亦是保障普通民众获得再生产手段的重要方式,但从实践层面而言,这种"公私共利"并不能真正实现,体现出古代国家权力在维护民众再生产方面的缺陷。

道德价值转型中的清末彩票

“尚义耻利”、“为善得福”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正是借助“为善”之名的“义赈”而得以产生。对于“义赈彩票”,社会民众基于“君子言义”以及“乐善之心”的传统文化而给予普遍的认同,官方也采取不干涉态度;而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各色彩票,社会舆论最初大多持禁止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彩票的弛与禁也呈现出博弈之态。隐藏在这种博弈后面的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与经济的双层互动。

东周秦汉时期的工商政策与豪民兼并──兼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一句，论者或将之作为战国时期土地买卖的依据，或将之视为汉武帝推行算缗告缗政策的口实。本文认为，豪民虽崛起于春秋时代，但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战国至秦，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杜会消费水平明显提高，豪民往往冲破官府对“名山大泽”的封禁令，从事盐铁等特殊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汉文帝后元六年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标志着春秋以来的“官山海”、“壹山泽”之策最后破产，从而把私营工商业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豪民赀产的积累，最迟到秦末汉初开始把经营领域拓展到农业，“用本守之”带来的豪民兼并也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但这决非武帝“算缗告缗”的主要动因，依恃权势，预设圈套，敛取民财才是其真正居心。

试论鸦片经济对清帝国的影响

在19世纪,清政府的鸦片政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阶段:前一阶段政府的主导政策是禁烟,尽管成效不著,但禁烟政策基本是真实的;后一阶段则基本采取了纵容政策,既不禁进口,也不禁自产自销。到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患上了严重的鸦片依赖症。这种鸦片依赖症突出表现为,罂粟种植成为鸦片产区农民生存的基本手段;鸦片贸易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鸦片税收成为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鸦片成为日常消费品和新兴城市文化的媒介。此前,学术界一般将清朝的鸦片政策归结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实际原因是清帝国从上到下、从日常生活到经济社会,都已经无法离开鸦片,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政策上陷入弛与禁的两难。

秦汉豪族的呼声──读桓宽《盐铁论》

桓宽的《盐铁论》，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思想上也倾向于豪族。班固提到桓宽写《盐铁论》“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推衍”，是其根据议文整理铺叙的意思，不是胡编；“增广”，只是增设了条目，设有虚增。据此，应当承认，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根据记录整理的史书，而不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小说”，“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郭沫若说，见《盐铁论读本·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８》）。因此，本文把《盐铁论》的思想倾向，当作秦汉时期真实的豪族的呼声。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瑞林原文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②，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③，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④以为上田⑤，而公刘适⑥，大王、王季在岐⑦”，文王作丰，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