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城市环境治理措施的选择问题——以城市“禁摩”为例

地方政府城市环境治理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应该遵循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并将增进社会福利优先而不是政府政绩优先作为基本前提。能否在实施禁摩的城市范围内,比较准确地划分禁摩与非禁摩区域之间的界线,是检验政府城市环境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因为就摩托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其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公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意识的加强等,使其可以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具,所以不必要对摩托车“一禁了之”,而应该给其发挥作用的合理区间。同时,政府与公众之间禁摩博弈的过程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政策措施的理解和支持,对政府行使其职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广州市“禁摩”后交通方式转型期的交通对策研究

针对摩托车交通的快速发展对城市交通带来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国内一些城市对摩托车的发展采取了限制措施.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分析"禁摩"后摩托车交通量向其他方式转移和居民出行方式的变化,研究"禁摩"后交通方式转型期的特点.从公共交通、摩托车出行、货运交通和出租汽车交通等方面分析"禁摩"后交通配套措施存在的不足.结合"禁摩"后交通方式转型期的特点和配套措施存在的不足,提出改善对策和措施建议,包括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公共交通、出租车服务水平和合理设置摩托车停车场等.本研究为广州市有关交通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也为其他类似城市提供借鉴.

“禁摩令”引发的法律思考

从法治角度审视声势浩大的“禁摩”运动,以政府令形式出台的“禁摩令”陷入法律困境:《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关条款并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作为政府令这一形式的法律规范也无权创设禁止权利的规定。禁摩令的合法化进路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框架内予以解决。即使如此,“禁摩令”的正当性仍然有待检视。

禁摩禁电的行政法分析

生活于法中,法中有生活,用法眼透视生活是生活法治和谐的专业途径。禁摩禁电是基于行政有用性采取的临时措施,目的在于取得即时效果,既不符合行政法治规范,又无法满足依法行政的法治规范,还不能契合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与现代法治的发展方向"南辕北辙";既难以运行科学合理的行政法思维,又难以契合现代行政服务思维,更难以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有所理论突破;既发展了传统习惯思维,又没有根据现代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更无法契合行政法治发展创新。

广州“禁摩”政策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分析

根据广州市"禁摩"背景和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分析广州城市居民摩托车出行特征和计算"禁摩"后摩托车出行方式的转移,针对"禁摩"政策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建议采取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适度发展私人交通、合理引导自行车交通等对策,使"禁摩"政策有效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城市“禁摩”的法律思考——从政府规制分析的角度

为了环保和安全,许多城市纷纷出台规制措施,禁止或限制摩托车登记上牌和上路的,简称"禁摩"。该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和实效性均遭到责难,并非良好的规制。以政府规制理论为研究工具,分析良好规制的形成阻力,可以使我们反思寻求良好规制形成所需的公法制度。公法学应当注重行政过程的研究,将政策、政治和法律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变量,以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

政策过程中的变量研究——基于广州市“禁摩”政策的实证分析

政策过程和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不仅要遵循拉斯维尔的"阶段启发法",更要突破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本文跨过了以时间维度为导向的研究模式,而是基于广州市"禁摩"政策的实证分析,详细分析了其中影响政策过程的多种因素或变量,其中包括渐进的政策变迁、制度化的决策过程、问题的政策导向、利益集团的动力和思想库的影响力。这些因素将成为我国政策过程理论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禁摩”问题的法律思考——从平等权和财产权的角度考察政府行为

近期,全国一百多个城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纷纷采取了停止摩托车上牌和禁止摩托车上路等一些“禁摩”措施,引发了较大争议。从宪法的平等权的角度观之,“禁摩”有违平等权的要求;从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观之,“禁摩”是对私人财产权的过度限制,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

政策过程中思想库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禁摩”政策为例

思想库(Think 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也是我国实现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切入口。本文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分析了我国思想库主体的两大类别、思想库的影响力或作用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原因。

后“禁摩”时代的广州交通

摩托车的运行特性使国内很多城市先后实行了"禁摩"政策。2007年的一纸禁令,广州市进入后"禁摩"时代。回顾广州市摩托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广州市在不同时期对待摩托车的政策措施都具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模型测算,对广州市在"禁摩"后的交通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了"禁摩"政策虽然取得巨大成果,但在优化交通模式结构上还存在相当大的隐患,最后对"禁摩"政策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

“禁摩限电”对快递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主要对目前深圳市展开的"禁摩限电"整治行动对快递业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合理化措施。

“禁摩限电”的局限与政府法治能力建设

北京、深圳等地的"禁摩限电"事件反映出我国政府在法治治理中的一些问题。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已授权不可乱为,政府的公权力应当严格遵守法治的权限和程序,丝毫不可越界,同时应当注意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当今我国法治建设的大潮中,公权力机关应当从人权保障、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内在角度入手,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水平。

“禁摩限电”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之考量——以深圳为例

"禁摩限电"已经成为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的常规性治理手段。深圳市"禁摩限电令"及"禁摩限电"行动违反了行政合法性原则。首先违反了合法行政原则,表现为它的两个制定根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情形,下位法根据因与上位法根据不相一致而失去根据的资格;它的内容和主旨因与上位法根据相背离而在逻辑上和法理上影响其合法性。其次违反了程序正当和权责一致诸原则。

媒体表达弱势群体利益的途径及实现——以《南方都市报》“禁摩”报道为例

弱势群体往往容易成为媒体乐于炒作或漠视的社会成分,在涉及到弱势群体利益攸关的事件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往往会忽视自己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只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从而不能担当起弱势群体代言工具的作用,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受到阻碍,甚至是缺失。本文从《南方都市报》对“珠三角禁摩”的报道来分析媒体如何才能畅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途径。

多源流模型决策过程分析——以广州市“禁摩”政策为例

在广州的城市化进程中,摩托车的大量存在造成交通安全、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问题。本文基于多源流决策模型,结合广州市"禁摩"政策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广州"禁摩"政策的发展流程,为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政策过程理论提供一定的视角和思路。

“禁摩限电”综合效果的评价

基于深圳市"禁摩限电"规定的影响,从实施与管理、市民满意度、城市与交通发展等3个方面建立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深圳市"禁摩限电"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并通过灵敏度分析,找到影响评价效果的主要因素.为政府部门今后进一步提高"禁摩限电"的效果,提出了可参考的优化方案和配套措施.

“禁摩”政策对居民出行时间成本的影响分析

为科学评价"禁摩"对居民出行时间成本的影响,本文以广州市为例进行研究.通过结合广州市历次交通调查数据,分析了广州居民出行的特征及有关参数,并利用意愿调查和历史趋势法确定了实施"禁摩"与不实施"禁摩"两种情形下"禁摩"范围内居民出行方式的构成比例;在综合考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及收入情况等因素后,构建了"禁摩"对居民出行时间成本的对比分析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禁摩"政策会增加居民出行时间成本,其中总体成本增加3.01%,被限制的群体成本增加53.47%.

广州“禁摩”政策实施的阻力及推行

近年来,由于摩托车的运行特性国内很多城市先后实行了"禁摩"政策。我国许多城市都对摩托车采取了禁止上牌的措施,有的城市甚至对摩托车实施部分道路禁止通行的规定。2007年的一纸禁令,广州市进入后"禁摩"时代。回顾广州市推行"禁摩"的发展历程,是在阻力中渐进发展的。本文将从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角度对广州"禁摩"政策中的阻力及推行,进行理论性的分析。

“禁摩限电”效果的综合分析

研究深圳市"禁摩限电"政策的可行性问题.从道路通行能力、交通工具效率、交通需求结构和环境与安全5个方面出发,依次建立Greenshields交通流模型、客运效率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污染物排放分担率和史密德回归方程等模型,综合分析各模型研究结果,得出开展"禁摩限电"活动对深圳市交通、环境等具有明显缓解效果的结论,且针对这5个方面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