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绩”与“保身”:两广总督在鸦片禁政中的抉择(1820—1840)

道光年间,严重的鸦片问题促使清廷上下寻找应对之策,更为严厉的鸦片禁政由此逐步推行开来。作为主政广东地区的最高官员,两广总督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鸦片禁政的具体内容、落实程度及其最终效果。然而,由于身处禁烟一线,两广总督不得不考虑自身可能承担的责任以及严格推行禁政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在推行鸦片禁政时,两广总督陷入了“求绩”与“保身”之间的抉择困境,并且展开了同皇帝之间的文字博弈。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

清末禁烟是晚清历次鸦片禁政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认识颇有区别,知识界和官方的立场接近一致,而烟农和烟商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抵制。随后酿成的禁政激变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尤以烟农抵制禁种罂粟的"民变"最为激烈,使鸦片禁政的历程充满了血雨腥风。朝野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十分复杂,当局的善后筹划和应对政策软弱无力,致使纷乱局面难以控制。清末禁烟虽系善政,但时人看法与当今评说颇有距离,其中蕴涵的学术载道的现象值得思量。

在禁与不禁之间:民国时期青海禁政述论

民国时期,毒品在西北地区泛滥,青海也深受其害,但是与陕西、甘肃相比,青海毒祸较轻。"青马"军阀为了维护在此地区的绝对权威,树立所谓的"新青海",对禁绝毒品不遗余力。马麒、马麟、马步芳统治期间,青海烟毒种植灭绝殆尽,然贩运和吸食所在多有,一直迁延不绝。马步芳虽声称要将青海建成禁毒的模范省,一度法令森严,人人自危。然其自身的行为证明他的禁毒是无力的,民众对此敷衍了事,毒品不能彻底禁绝也就在情理之中。

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

清代晚期 ,作为英、印、中三角贸易的主要媒介 ,鸦片等毒品被大量准进 ,逐步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毒品经济形态 ,成为晚清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的重要制约因素。清末新政时期 ,从新闻媒介到清廷大员 ,均将新政改革的成败与鸦片禁政联系起来 ,在禁政与宪政改革、中国外贸事业的振兴以及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关系上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认识。因之 ,在清末改革的框架内 ,除宪政等方面的改革之外 ,又融入了禁毒社会改革 。

略论抗战时期贵州的禁政

抗战时期 ,贵州各项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大进上 ,与当时禁政有密切关系。本文首先简述了抗战前夕鸦片烟祸泛滥的情形及其这种情形对贵州经济和抗战工作的危害 ,在此基础之上 ,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贵州禁政的特点、结果和影响 ,并提出了四点禁烟启示。

试论晚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烟毒及禁政

本文研究了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西北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对烟毒的不同措施和对策，并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人文地理、法律等角度探讨了鸦片在西北地区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晚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烟毒与禁政

本文研究了晚清时期西北地区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西北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对烟毒的措施和对策,并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人文地理、法学等角度讨论了鸦片在西北地区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历史上的河北烟毒与禁政

自烟毒在河北泛滥成灾后,它就成为危害河北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解放前历届政府均曾厉行禁政,但烟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就从源头上基本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所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树立了"无毒省"的形象。

论新桂系时期的烟赌娼禁政

近代以来,烟(鸦片)、赌、娼愈演愈烈,成为毒害人民身心健康的三大害,并由此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新桂系为宣示其政治清明,振兴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实施禁政。但烟、赌、娼业的巨额税捐是新桂系实施扩军备战,"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所需的可观财源。新桂系对"三害"采取的基本上是"寓禁于征"、明禁暗纵之策,结果自然是禁而不绝。

晚清至民国时期临夏禁政述论

晚清至民国时期,鸦片在临夏地区泛滥。种植、吸食、贩运现象十分严重,成为该地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考其烟土主要来源于本地、河西、川康三地。自清末以降,政府颁布禁烟命令,予以禁止,但是由于甘肃政局动荡,地方割据势力崛起,明争暗斗,使得禁烟困难重重。加之临夏为马家军阀控制,禁烟政令不能贯彻执行。因而终晚清民国之世,鸦片未能彻底禁绝。

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

吴鼎昌主黔期间,贵州虽已成为抗战大西南后方的中心地带,但其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为了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史实也表明,贵州省政府的禁政以及吴氏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民国时期贵州禁政研究

民国时期,贵州烟毒泛滥,鸦片禁绝问题自然成为当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无论是从种植范围、种植面积、鸦片产量、鸦片产值,还是从吸食人数看,它在贵州都是十分泛滥的。对贵州人民造成的危害表现在:社会动荡不安、妨碍经济发展和摧残人民身心健康。然而,在贵州省近四十年的禁政中,虽采取了颁布禁烟法规、成立禁烟机构、烟民登记和进行施戒等举措,但仍未彻底禁绝。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地方官吏、军阀、国民政府等多方利益攸关及禁政运动缺乏全社会的支持所致。探讨民国时期贵州禁政问题,有利于深入认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贵州的社会经济状况。

民国时期岷江上游腹地的鸦片禁政与地方回应

民国时期,罂粟在岷江上游腹地蔓延开来,鸦片交易市场呈现畸形繁荣景象。地方当局的禁烟政策总体流于表面,措施明紧暗弛。其间,时断时续的数次武力铲烟,引发了震动地方局势的群体性暴力抵抗行动。文章回顾了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由此探析发生武力禁烟与地方强烈回应的诱因,继而尝试理解暴力事件在何种层面上影响了此族群边缘区域的历史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述略

鸦片烟毒，自１９世纪中叶泛滥开始，为祸中华百数十年，成为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所谓“一枝竹枪，杀死英雄豪杰不见血；半檠灯火，烧尽田园家业并无灰”，正是这一人间惨剧的真实写照，在这期间，历届政府对禁烟都做过或多或少的努力。国民政府自１９２７年...

浅析1927—1934年国民政府禁烟运动

由于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原因,在国内民众的推动和国际形势的压迫下,国民政府于1927——1934年开展了禁烟运动。虽然进行得并不彻底,却为之后的六年禁政(1935——1940年)奠定了基础。

陈诚与抗战时期的湖北禁政

抗战时期陈诚主持鄂政,湖北鸦片烟毒十分严重。为推动湖北的抗战建国工作,以陈诚为首的湖北省政府制定了"凡属种、运、吸、售、藏鸦片烟毒者,一律处以死刑"的严厉单行法规,并采取其他许多禁烟措施。史实表明,抗战时期陈诚领导的湖北禁政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本人积极倡导、悉心筹划、严格督责、执法如山等作风是促成湖北禁政卓有成效的重要保证因素。

“青马”军阀统治与民国时期河西毒品泛滥

1931—1942年,"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廊驻扎大量军队,为筹措军费,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和摊款,河西烟毒由此泛滥,成为甘肃省第一大鸦片产区。在"青马"军阀的抵制下,河西"禁政"倍受阻挠,效果不彰。"青马"军阀之所以在河西为所欲为,是中央权威缺失,对地方实力派控御乏力所致。

蒙汉各族人民思想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近百年来,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各族人民一起陷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在蒙古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尤为深重。当时,尽管旧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依然存在,但是,共同的民族命运和斗争事业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意识,唤起了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觉悟。这是近代蒙汉各民族关系发展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人民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性飞跃。

试论近代贵州鸦片烟祸之特点

在近代 ,鸦片烟祸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初步总结和概括了近代贵州鸦片烟祸泛滥的显著特点 ,并着重探讨了贵州历代禁政为什么难以奏效的特殊原因 ,即贫困与落后是烟祸滋生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