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从业之“职业”内涵研究

探究禁止从业之"职业"内涵的目的在于完善司法实践中禁止从业的适用,采用思辨的方式,以论理解释与体系解释为方法探究"职业"的刑法学内涵。禁止从业的法律性质属于保安处分,职业的概念与特征应从刑法学意义上阐述其概念及职业的特定性、劳动性、有益性三个特征,对于职业范围的司法认定应采用犯罪行为与职业的高度关联性及综合考虑犯罪人的各项因素两种方法认定。对"职业"内涵探究得出刑法学意义上的职业是指运用智力、体力、技能、知识从事特定活动,并基于特定活动用以获取报酬或其他利益的社会生活方式。

论行政限制从业与刑事从业禁止的衔接

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行政限制从业,应将其定性为“行为罚”而不是“资格罚”。在行政限制从业与刑事从业禁止的衔接上,学界围绕《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中的“从其规定”,存在对刑事从业禁止适用的“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两种面向。应将“从其规定”作为一种“限缩解释”和行政尊重规定来理解,从而平衡和理顺两种机制间的不顺畅。

证券犯罪适用刑法从业禁止分析

随着证券犯罪相关罪名越发丰富,对应的刑罚也需要进化,但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主流判决模式聚焦人身与财产的惩罚,难以防范社会总福利损失大、从业者重复犯罪便利等风险。《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业禁止制度写入《刑法》,为制裁和预防证券犯罪提供了途径,但目前有且仅有一个刑事判例。刑事从业禁止适用的不足引发了对于行刑衔接、推广适用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为实现治理证券犯罪绩效最大化而探究证券犯罪适用刑法从业禁止的实施路径,提高刑罚准确性、与犯罪行为的适配度,精准打击犯罪,对冲证券犯罪的负外部性效应。

未成年人保护从业禁止的价值根据与规范适用

贯彻落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需要具体化的制度保障,这是从抽象的“保护理念”到可操作性“制度落实”的法治体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从业禁止的制度设置蕴涵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遵循,是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背后的社会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反映,具有从规范层面进行风险防范与前置保护的价值彰显。立足未成年人保护的从业禁止制度是预防性理念和价值权衡的产物,需结合宪法基本权利与未成年权益进行综合评判。在现有的制度规范中,对从业禁止的查询主体、已入职者是否从业禁止、严重侵害程度的判断、密切接触的范围划定、从业禁止的期限、未成年人主体是否适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以保证立法宗旨的深入贯彻与实践操作的规范贯通,从而把立足未成年人保护立场的从业禁止这一“制度优势”切切实实地转化为“实践效能”。

教师从业禁止与资格处罚制度:宪法劳动权视角的审视

我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完善教师从业禁止与资格处罚制度的过程中,大大扩展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教师从业禁止与资格处罚制度是对从业者选择教师职业之自由权的限制,教师的职业自由权体现了宪法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属于教师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应当根据宪法基本权利限制规则对该制度的内容进行合理性分析。从业禁止与资格处罚制度触及从业者宪法劳动权的“重要内容”,关涉教师的生存权甚至人格权。修订后的《教师法》应确立法律保留原则,明确规定只有狭义的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授权行政法规,才可以创设新的教师从业禁止与资格处罚情形;同时应根据比例原则,对《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从业禁止与资格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刑事从业禁止制度在证券犯罪中可适用性分析——以宁某内幕交易案为切入点

证券行业是国家市场经济的重要领域,对于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和巨大威胁。刑事职业禁止与证券犯罪之间存在人为隔阂,在目前司法实务中刑事从业禁止制度极少适用于证券犯罪,在全国范围内有且仅有一例。刑事从业禁止制度与证券法规中的禁入制度存在着立法上的交叉重复、二者之间关系混乱、行刑衔接的不足等问题。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才能准确的理解刑事从业制度在证券犯罪中的适用性关系。刑事从业禁止的设立,契合证券犯罪的职业性高发性,加强刑法对证券犯罪功能,构建层次分明的行刑衔接证券从业限制体系,完善证券犯罪的刑罚体系,具有合理性。

从业禁止,让“大灰狼”远离校园

落实“从业禁止”,是对师德严重违规问题的“零容忍”。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到2020年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均规定了“从业禁止”。2022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教育部联合出台《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则是对法律进一步落地落实给出的有力支撑。

严格落实从业禁止制度 建设平安清朗校园环境

202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发布《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法发[2022]32号,以下简称《意见》)。为便于司法实践准确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接受了采访。

从业禁止:给未成年人画出“防狼圈”

利用“一对一”单独授课的机会,多次触摸该校一名10岁女童的隐私部位,2022年11月15日,被告人王某某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同时,法院还禁止王某某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教育部在2022年11月5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后,全国首例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职人员宣告从业禁止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印发《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2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教育厅(教委),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为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度,净化校园环境,保护未成年人,根据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从业禁止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改革

在《刑法修正案(八)》禁止令入刑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刑法的预防性措施,促进了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和行政制裁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但《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也造成了从业禁止制度与我国犯罪二元结构、刑罚体系、预防措施体系和行政性从业禁止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打乱了已有法律制裁体系的平衡结构。我国应当在从业禁止制度现有立法的基础之上,提升从业禁止的刑法地位,将从业禁止措施规定为资格刑,并进一步明确职业的范围和从业禁止的期限,积极推动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结构优化和功能完善。

我国《刑法》中从业禁止适用程序研究

目前,我国《刑法》中关于从业禁止的适用程序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影响了从业禁止的适用效果。从业禁止虽然与"禁止令"存在部分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差异远大于共性,因此应当有独立的适用程序。为保证从业禁止公正准确地适用,应当有多元化的启动参与主体,因此建议引入社会调查制度。从业禁止的宣告时间和执行主体,应当根据适用对象是自然人还是单位而灵活掌握,并结合适用内容区别对待,同时应当建立相应的复权制度。为了平衡自由和秩序,还应当赋予适用对象相应的上诉和申诉权利。

论从业禁止制度在公害犯罪中的适用

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规定,以环境、食品和药品三大领域为主的公害犯罪具有适用从业禁止制度的必要性。在公害犯罪领域,从业禁止规定的适用主体仅包括自然人,但实际上没有理由将单位排除在外。具体适用时,应在准确认定是否"利用职业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基础上,以相应犯罪侵害法益的关联性为基准判断原特定职业与禁止从事职业的相关性程度。此外,还需注意从业禁止制度与禁止令的区别及配合适用。

资格刑预防再犯功能的审视——基于从业禁止入刑立法考量为视角的展开

从业禁止在入刑之前,刑罚预防再犯的功能屡受质疑。从业禁止在入刑之后,其性质受到广泛争议,以非属资格刑的意见居多。从业禁止通过剥夺犯罪人从业资格来预防犯罪人再犯是从业禁止入刑的一种立法考量。在未来可能将从业禁止增设为资格刑的背景下,需要思考诸多的逻辑问题。刑法的保障性更多体现在评价体系和刑罚报应功能上,而刑罚预防再犯的功能却未必能够为其他部门法律提供最终的保障。由此可以理顺资格刑在预防再犯功能的合理形式:资格刑只适宜被规定为附加刑且立法形式可更加灵活,资格刑预防再犯功能的实现不能仅依靠针对资格刑的立法,还需其他方面的配合。

有期限从业禁止的性质与内涵辨析——以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之一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总则部分增设了有期限的从业禁止制度,这一创设性内容有待理论上的廓清与界定。有期限从业禁止基于预防犯罪而作的前置化设置,其性质应当归属非传统刑罚的保安处分,实践适用也需要从这一基点出发进行理性分析。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刑罚种类、关联界分等问题,都应该在厘清从业禁止制度的性质定位与现有内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进行。责任后果上的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的两分格局并未打乱法律体系的层级关系,应当从保安处分定性的立场出发进行合理审视,依赖刑事与非刑事法律的配套跟进和实践操作予以细致辨分。

论有前科者从业禁止及其适用

有前科者从业禁止是指对于实施了与职业相关犯罪的有前科者,限制其在特定时间段内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从立法目的考察,该制度的法律性质应当为保安处分。在适用标准方面,需判定有前科者具备再次实施与职业相关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具体的因素包括职业特征、犯罪前科特征以及职业与犯罪前科的内在联系这三项。就适用程序而言,该制度应当遵守刑事诉讼程序,以刑事判决进行宣告,并赋予当事人上诉权、申诉权。

刑法中从业禁止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从业禁止措施作为一种刑罚附随处分,其通过剥夺被告人权益以实现预防目的。对类似措施在溯及力问题上应当采取从旧原则,以便符合罪刑法定原则。针对所有主刑,包括管制、死缓、无期徒刑等均可以宣布从业禁止。但除了在量刑阶段决定以外,也应当允许在假释时一并裁定是否宣告从业禁止。

刑事从业禁止制度的性质辨析

从业禁止制度是我国刑事制裁方法的一种拓展和创新,预示着我国刑法处罚措施的功能转型和结构转化。该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基础进行犯罪预防,有异于资格刑的法律特征和报应目的,也有别于非刑罚处罚的适用程序和功能实现,在本质上更符合保安处分的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从业禁止的增设昭示保安处分刑法化的立法倾向,有利于刑事制裁多元化的实现,可以弥补劳教制度废除后所体现的功能缺失,也是从正当程序保障人权、规范保安性措施的客观需要。

论《网络安全法》中的从业禁止

《网络安全法》第63条第3款设置了针对网络安全犯罪行为的从业禁止制度。通过对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从其规定"的适用,《网络安全法》中的从业禁止实现了相同期限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和前科附随后果的综合。个人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7条规定,受到刑事处罚的,应区分是否利用职业上的便利,作出不同的处理;单位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7条规定,受到刑事处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只根据《网络安全法》中从业禁止的规定产生前科附随后果。

刑法中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

从业禁止是我国刑法典中新规定的一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它的司法适用存在不少困惑,因此从利用职务便利、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适用阶段和具体实施要求三方面出发对其具体适用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在利用职务便利上,它必须是工作内所具备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权利;在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上,它可以带有平等性且必须做狭义界定;在适用阶段和具体实施要求上,它不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且必须确保禁止的是与其利用职务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最密切联系的相关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