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作为预防性权利救济之重要方式,首先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之确立,是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之重大理论革新。但从该判决本身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建构层面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禁止判决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明确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限定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拓展预防之诉的受案范围及增设临时禁止公开命令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之建构

行政诉讼判决是人民法院判断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制约行政权不当扩张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最终结果,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原告的诉求能否实现。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判决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与域外法治国家行政诉讼中的全方位的权利救济机制相比,我国的权利救济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禁止判决的缺失往往使得对相对人的救济处于"缓不济急"的状态,对那些通过事后救济难以获得弥补的被损害权利的保护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立足国情并参照国外成功制度的基础上,在我国引入行政诉讼禁止判决非常必要。

论禁止判决在我国的建构

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的事后权益保护和有限的暂时性权益保护结合的模式并不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及时、全方面的救济。纵观域外立法不难发现,类似于禁止判决的制度被越来越广泛地承认了。禁止判决制度的设立,似乎有司法权侵犯行政权的嫌疑,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了建构禁止判决制度,有必要从诉讼请求是否要具体、预防必要性、违法判断基准时、临时禁止这四个问题为落脚点进行研究。

确认无效判决司法适用论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增加了确认无效判决之后,该判决形式的适用案例十分罕见。一方面,我国法律中的"无效"规范的含义与行政法理论中的"无效"理论存在着偏差;另一方面,则源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基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单纯的无效判决并不能达到保护相对人权益的预期效果。这需要在未来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过程中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明确列举,并继续推进禁止判决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