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不利益禁止变更

刑事诉讼中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但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简单的将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等同于上诉不加刑。但即使立法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由于立法甚至理念的落后与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仅有的上诉不加刑也未得到完全遵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进一步保护被告人人权并实现程序正义的要求。

论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适用

行政复议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指当申请人不服行政决定申请复议时,原则上复议机关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关于该原则的规定存在原则之间冲突、效力层级较低、适用范围不清、例外规定狭窄和概念模糊等不足,导致其在司法适用上存在一定障碍。新《行政复议法》第63条第2款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应:将该原则提升至法律层级,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明确了一定的例外情形。将来应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不局限在当事人复议请求范围内,而将其适用于变更、撤销及撤销并重作决定,同时进一步明确该原则的适用限度。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论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条款的准确适用

变更决定在行政复议决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禁止不利变更条款之间存在张力。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明确禁止不利变更条款所保护的核心价值,以及其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信赖保护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禁止不利变更条款仅限制复议机关作出的变更决定。变更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或行为定性,导致申请人义务加重或权利受损,均属于“不利变更”。关于如何填补“应变更行为”处理方式的法律漏洞:对于申请人主张更大范围利益的,应对驳回决定的适用条件进行扩张解释;对于事证不明导致需要不利变更的,适用撤销决定;对于其他情形仍应适用变更决定,但仅在决定中指出被申请行为的违法之处,不对相对人行为的定性和处理结果作出改变。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若干问题研究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作为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上诉案件审理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是仅适用于第二审程序中的一项规范法官裁判的规则;其中的"不利益"指的是有损于上诉人在一审判决中,已经判归上诉人的实体利益。应当将"不利益"的判断和识别标准扩大到判决的理由。将这一原则引入我国,有利于较好地贯彻和体现辩论主义,促进审判民主和防止裁判突袭,以及保障法官的裁判中立。

论民事上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法律意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应予采纳。

论行政复议中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

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首次在行政复议中规定了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该原则在各国饱受争议,由于行政复议具有与行政诉讼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是否在行政复议上适用?值得思考。同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也与其他法律之间产生了冲突。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反思与引入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上诉审中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益考量之下,在被上诉人未上诉或提起附带上诉时此原则仍有适用的例外,但传统适用例外的情形亦有值得反思之处。我国民事上诉程序中尚未确立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基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贯彻,我国应引入此原则。此原则的适用应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保持一致,仅限于判决主文。我国对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规定应采用大陆法系国家"撤销或变更判决的范围应限于不服申请的限度内"的立法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以列举方式规定此原则适用的例外。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引入并不必然要求设立附带上诉制度。

论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禁止不利益变更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上诉审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德、日民事诉讼法中是通过上诉请求拘束原则确立的。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应有之义,我国适用该原则时可以判决结果作为不利益的判断标准,在涉及公益性事项时可排除其适用,但对公益性事项须采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

刑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中国法检视与重塑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适用争议,也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与探讨。要理解与认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须通过不同理论争议及立法例全面把握其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核心及适用例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能等同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立法尚未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予以明确的定位,理论界未形成系统、统一的认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上诉时处理不一、在重审及再审程序中适用被架空以及“不利益”判断标准不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我国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正名,在立法中明确其基本内涵,相关司法制度予以必要的回应,在中国法语境下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进行全面重塑。

论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文章从比较法与法理角度对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进行了分析探讨。

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初探

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的“变更”决定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不利变更”的可能性。但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应申请的和授益的行政行为,基于“控权法”的理念和“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行政复议决定中的“变更”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

论行政法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行政法中为了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原则。我国在这一原则的制定上,几经商榷和修改,截至目前,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以及避免同其他原则发生矛盾等方面仍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文章就行政法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具体探索行政法的适用问题。

浅议民事上诉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长期以来,“有错必纠”是我国民事上诉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但随着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处分原则应当成为新时期民事上诉程序的价值取向。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既包括对上诉人行使上诉权的尊重;也包括对未上诉人放弃上诉权的尊重。而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正是上诉程序中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具体体现与落实。因此,上诉程序中应确立此项原则。另外,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在不同诉讼情形下应当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浅议行政复议中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现代许多国家和地区指导与规制行政复议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中并没有明确体现。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中是否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变更决定直接影响到相对人是否敢于提出申请和行政复议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条文中正式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促进行政法制的进一步发展。

刑事二审抗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适用--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余金平案”引发了关于禁止不利益变更适用范围的讨论,刑事诉讼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但其在我国仅体现为上诉不加刑原则。由于二审抗诉本质上是法律监督,其效力是程序性的,即使抗诉认为原判畸重,请求减轻刑罚,但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二审法院仍然可以加刑。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比较研究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域外适用模式,认为该原则在我国仅适用于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情形,且二审法院加刑并非行使控诉职能,“余金平案”二审改判无可指摘。

民事上诉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研究

学界对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提出种种界定,但都不甚准确;该原则的根本属性应追溯至其法理依据,实为处分原则规制下形成的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平衡.我国二审审判权逐步从上诉请求私权领域退出揭示处分权对审判权的抑制,上诉请求拘束原则已然确立,但并非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尚未引入与相关制度缺失有关;构建附带上诉制度有助于保障被上诉人的诉权,弥补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附带弊端.

论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由于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缺失,使上诉人的上诉权不能得到很好的行使,违背了上诉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建立和完善该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