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执法研究

《反垄断法》施行三年来,全国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工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执法实践中仍存在相关市场界定难、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法律适用存在竞合、查处程序复杂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从提出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确认及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界定的方法,明晰正确处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竞合的解决思路及完善工商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制的建议,研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初步答案。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

(2019年6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公布)第一条为了预防和制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负责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工作。

行政合同准用《民法典》规范之基础与规则——以禁止滥用民事权利原则与合同司法解除权为视角

在尚无相关法律明文规定下,行政合同准用《民法典》禁止滥用民事权利原则与合同司法解除权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准用难题。鉴于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核心构成要素即“意思要素”相一致,且民法与行政法各自规范上的诚信原则具有法理相通性,所以皆应以《民法典》诚信原则作为合同履行之根本准则,行政机关行政优益权的行使也应受诚信原则约束。作为诚信原则的延伸即禁止滥用民事权利原则,在行政合同中应予以准用。民事合同中司法解除权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但它的行使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与民事合同一样,行政合同也会面临“合同僵局”。当行政合同相对人一方继续履行行政合同可能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可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这种司法解除权也兼顾了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合同的目的,故而同样准用行政合同。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新规

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发布消息,公布《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旧版《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同时废除。2019年版《规定》总结了反垄断法以及2011年版《规定》实施以来的执法经验。

论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禁止滥用原则

在数字时代,信息主体因缺乏对信息的控制,而难以具有信息分享自由的空间。同时基于信息共享的要求,知情同意原则已无法实现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平衡。故有必要引入禁止滥用原则,采取事后救济的方式,以消解信息分享与自决的矛盾冲突。禁止滥用原则来源于信息信义义务理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诚信原则可以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具备理论自洽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我国立法及其司法实践的倾向为引入禁止滥用原则提供可行性。在适用上,对于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采取不同强度的标准以界定信息滥用行为;赋予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受有损害或可能有损害之时,行使删除的权利。

论禁止滥用权利——兼评《总则编解释》第3条

《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益体系,并在该章最后一条(即第132条)规定了禁止滥用权利规则。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规范权利行使、协调权利冲突、实现利益平衡、维护诚信原则。滥用权利的构成要件应当结合《总则编解释》第3条与《民法典》的规定予以确定,其主要包括权利人必须行使自身的权利、权利人选择以致他人损害为主要目的的方式行使权利、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同时应当以动态系统论和民事权益位阶作为认定滥用权利的补充方式。在滥用权利造成他人损害、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应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认定行为人的责任。构成滥用权利的,不发生权利人期待的相应的法律效力;如造成他人损害,还可能产生侵权责任,并可能导致失权的效果。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

专利权滥用指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却违反了专利权设置之目的的行为。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对消减专利权的外在范围设置与专利制度推动科技发展的内在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但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性原则的不当使用可能造成对权利的"滥限"。对该原则的制度化应从不断完善法律规范对专利权范围界定以及确立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条款适用的程序这两方面展开,以保障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更好地实现其功能价值。

《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评注

《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条既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遵循的原则,也可以帮助界定权利滥用行为(可充当其他规则的要件)的意义;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既有具体规范之外,因应实践发展需要,孵化独立、具体的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核心考量因素可以概括为三项:行为人享有权利,且有行使权利的外观;权利人滥用权利,即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或者违反公序良俗;权利滥用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中,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私法上最为重要,主要包括不合比例地过度行使权利、矛盾行为或者背信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行使权利等情形。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的一般法律效果是权利限制和权利丧失。在现行法下,权利失效问题基本上可以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下解决。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端于民法,并逐渐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超出正当界限的权利行使为法律所禁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是衡平性规定;它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并发展为独立的法律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挥着指导立法、司法以及权利制度实践的重要功能,而且通过对权利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权利行使这一领域实现人际关系的整合。

WTO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探究——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WTO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包括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内容,还包括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本文以利益平衡为视角,结合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对TRIPS协定有关于权利滥用的具体规则进行分析,以期实现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全面、立体的认识。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及其对反竞争效果之考察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增加了"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规定,其中,有关"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被视为是对反垄断规则——"反竞争效果"的引入,这使得该法有规范反垄断法内容的嫌疑。美国相关司法实践在评判专利权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时,也考察其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但其意在严格"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评判标准,而无意规范反垄断法的内容。对于我国专利法中所规定的有关反竞争效果的内容,亦应作出同样的解读。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浅析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对权利行使的合理和适度限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协调利益冲突和优化利益配置的重要方法和工具。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实为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合法等民法基本原则的下位原则,是有关权利行使方面的具体原则,为以上民法基本原则所包容。关于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应采主客观相结合主义观点;关于权利滥用的具体法律后果可区分权利滥用的不同表现情形而分别予以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的立法与实践: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

权利滥用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现行经典民法教科书大都在民法基本原则章节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民法总则》却未将其规定为基本原则,而是将其规定在"民事权利"一章。系统梳理禁止权利滥用立法与实践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禁止权利滥用的演变轨迹是一个从私法上的一般禁止到全面禁止,以及从私法走向公法、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的过程。禁止权利滥用演变历史的主要启示为:从供给到需求,权利在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同时,又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从现实到虚拟,必须从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真对待权利滥用问题;从管理到治理,尊重权利是破解权利滥用问题的元治理理念。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探源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从罗马法初露端倪,法国民法典制定后出现著名判例,而德国民法典正式将其确定为一项原则,继而瑞士民法、苏俄民法、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民法等均以原则的形式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很多著名的民法学家也主张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定为正在筹备的民法典之中。

对“禁止民事权利滥用原则”的思考——与梁彗星教授商榷民法典立法原则

民法主要是调整私人利益的实体规范,它以关心人、保护人的精神安宁为最高准则。民法的本质就是权利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应体现权利本位,权利是民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法应赋予民事主体一系列的权利而不是主要规定强制性的义务。在一个公权利发达而私权利相对滞后的社会,应积极培植私权利,提倡以人为本,把权利本位作为民法的价值基础。

“网购给差评被骚扰”事件发生原因之分析——从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的角度

网购"寿衣门"及类似事件多发引起关注。本文从网络交易双方的行为入手,分析双方担负的诚信义务并举例说明了网络购物中权利滥用的典型方式。得出此类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网络交易中的诚信失范与权利滥用,并指出网络交易仍然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正确行使权利,达到各方民事利益的平衡。

论民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民法通则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规定的立法表述较不规范，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和对后果的体系化规定，建议立法通过重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设定判断权利滥用的具体规则和后果的体系化规定的方式予以完善。

平台经营者管理权的滥用与规范进路

数字时代平台经营者的角色定位已然由市场工具人向组织化的管理者转变,具有自律管理的法定职能。然而,平台经营者营利主体与管理主体的身份复合造成其在缔约与履约的过程中暗藏难以被有效识别且规制有限的权利滥用。主要原因在于:平台经营者的私主体面相与行为公共性的冲突、管理规则的私法自治与缔约商谈环境缺失的冲突和管理行为受原则性规范引导与包容审慎监管。为维护良善的平台商业生态,平台经营者应肩负起角色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二十条的规定,细化企业社会责任。在程序层面上,构造平台服务的选择渠道,强化平台用户话语权。在实体层面上,管理行为需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权措施应当符合禁止权利滥用规范。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质内涵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然就该原则尚存在诸多认识不清的地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初探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但对该原则尚存诸多认识不清。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公正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