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原则"作为英美判例法形成的一项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具体原则,为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引进。由于该法条规定比较简单,对公司机会、公司机会的合理利用、该原则与竞业禁止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给出判断标准,致使实践中困难重重。因此,界定公司机会的含义、划清公司机会合理利用的边界、厘清"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原则"与竞业禁止的关系等对"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原则"在我国的司法适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之禁止义务——兼论我国《公司法》中相关制度之完善

禁止董事篡夺公司法机会是英美公司法中董事忠实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相比之下 ,我国《公司法》对此未作规定。本文在借鉴英美成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对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之禁止义务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并就我国《公司法》

析英国新公司法中“禁止篡夺公司商事机会”规则

"禁止篡夺公司商事机会"规则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公司法中关于忠诚义务最具争议和最难理解的一部分,法院的各个判例之间常常彼此矛盾难以兼容。而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并阐明这项原则,英国2006年通过的新公司法以成文法的形式首次阐述了法院长久以来在普通法中坚持的观点,即董事应避免自身与公司利益的冲突,特别是篡夺属于公司的财产、信息及商事机会。在关于如何完善和改革有关批准董事利用"公司商事机会"的程序设置上,为了避免传统观点中的僵硬和死板,新公司法认为如果有关利益冲突的事项得到了董事会成员的批准和授权,则行为不会构成违反董事义务而受到追究。

篡夺公司机会禁止制度研究

篡夺公司机会禁止是英美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理论 ,是整体性忠实义务规则的组成部分。本文对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特征、篡夺公司机会禁止除外规定以及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责任作了初步探讨 ,并就我国公司法借鉴该制度提出建议。

论篡夺公司机会的禁止

禁止篡夺公司机会是英美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理论 ,我国公司法在此方面尚有缺失。确立我国的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则 ,应比较、分析。

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司法裁量路径探索

虽然我国的新《公司法》颁布九年了,但有关公司机会案例的种类仍然较少,实践经验不足。对义务主体正面列举的要求限制了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大。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民法责任构成要件不足为借口来推翻篡夺公司机会的事实的审判思维。对于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司法裁量应当分成两步:首先判断该机会是否属于公司,以及董事或者高管是否有篡夺行为存在。如果确定,接着就要认定董事或者高管利用该机会获得的利益与公司损失之间的关系,并判定具体的损害赔偿金额,根据公司法上的归入权来救济被侵害的公司。

裁判思维下的公司机会原则——以《公司法》第149条为中心

公司机会原则的适用主体总体上可以准确地界定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不包括监事和独立董事。公司机会的认定取决于是否源于职务便利获取,而不应限定为是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获取。公司机会原则与竞业禁止存在竞合,但是两者又各有不同,不应将二者混淆。公司机会原则与保密义务存在牵连,需要分清。违反公司机会原则,公司享有归入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特定情形下,公司可以向机会提供的第三人索赔。

探寻“牟取公司机会禁止原则”的决定因素

通过对英国公司法及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明确三个决定"牟取公司机会禁止原则"判断标准的主要因素,即法律理念、利益集团的游说及法庭的专业审判能力。但是我国并不适合采用特拉华州公司法的判断标准,英国公司法相对严格、保守的司法进路更具借鉴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董事忠实义务规范再构

董事忠实义务旨在遏制董事机会主义行为,保护股东利益,是契合营商环境投资者保护目标的重要公司法制。在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董事忠实义务制度存在“趋同”与“存续”的冲突,在制定法层面与域外法渐趋靠拢,在司法实践层面却未发挥出预期效果。应遵循结合价值目标与本土要素来关照营商环境指标的进路优化董事忠实义务规范;根据公司类型及股权结构区别规范自我交易批准权的行使主体及判别标准;通过科以利害关系董事披露义务保护小股东利益,以及优化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平衡各方利益。将不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与竞业禁止明确为两种不同的义务类型,以彰显各自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