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认定及处理

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雇主与雇工的纠纷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值得探讨。本期就雇工在执行职务时致人损害的赔偿问题发表两篇文章。欢迎继续来稿。

受贿罪法益的审视与重构

文中首先对目前学界关于受贿罪法益的主流学说进行了评述,认为它们在论述受贿罪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漏洞和弊端;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禁止职务行为不当获利的信赖”这一受贿罪的新法益,对原有信赖保护说进行了逻辑修正,避免了认定受贿行为的遗漏情况;接着,通过剖析受贿罪法益的本质根源是民众的认可与信任,应以集体法益作为保护对象,阐明了以信赖作为法益落脚点具有重要价值;最后,尝试以“对禁止职务行为不当获利的信赖”法益观点分析不当获利公用和非典型财产贿赂的疑难情况,阐明了“对禁止职务行为不当获利的信赖”作为法益的独特优势,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矛盾问题和贿赂方式未来发展空间提供理论支撑和思路引导。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新说及其教义学展开

传统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说"在阐释受贿罪的法益过程中逐渐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病,以张明楷为代表的"类型化法益说"在论证具体受贿类型的法益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教义学视域下人们所寄望的刑法体系并不满足于简单的类型化拼接,而应当将贿赂犯罪体系作为"依照某一原则统领之下所归整出的知识整体"。规范保护目的视域下受贿罪的法益应包括"禁止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或职务行为的不当得利"和"公共资源分配上的机会平等",二者之间是阶层或位阶关系。受贿罪这一"双层法益"结构与《刑法修正案(九)》中受贿"数额+情节"罪刑模式相契合;同时,受贿罪法益新说能够实现贿赂犯罪体系的逻辑自洽与融贯;证立斡旋受贿类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可罚性依据与构成要件上的差异性;揭示行贿和受贿这一对向犯"非对称性"治理结构提供刑罚内在机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双层法益结构能够有效指导诸多疑难、复杂的贿赂类型,为"事后受贿""感情投资""受贿款为公而用"以及受贿罪既未遂形态、罪数问题的妥当处理提供足够的阐释力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