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乡规乡约

古代官府主要为朝廷办事,赋税差役之外,能防止匪盗作乱,就算是良吏。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事,并未明确为其职责范围中应有之事。故除一些正直、亲民、有责任感又有能力的官员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员只希望维持地位,能得到升迁;有的甚至不顾一切搜刮民财。所以,以一些乡贤和地方有见识、有影响的人物为中心,乡民自己议定、解决一些问题。这就形成一定程度上属于民众自治范围的乡约乡规。陇南石刻中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认识古代自治观念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保护地方经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为对付恶吏支派差役款项中的不法行为的,有募捐修桥修路、修建义学、筹办公共事务的,有杜绝不良行为的,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清末边疆治理的历史教训——以《广西谘议局档案》为中心

清朝末年,作为新晋政治力量的士绅阶层普遍沉浸在强烈的民粹主义亢奋中。他们以谘议局、资政院为平台参政议政,表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然而在理想化、简单化的认知模式的指引下,他们制定的实业规划虽然雄心勃勃,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执行效果花多实少。他们怀着天真的激情推行地方自治,却未能预见自治带来的地方保护、劣绅横行等制度风险。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促使他们挟道德利器推动禁烟禁赌,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陷入崩溃。清政府只好将禁烟禁赌带来的财政亏空转嫁到盐、肉等生活必需品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危机。谘议局和资政院动辄以辞职要挟督抚,以弹劾突破建制,立法、行政机关相互否决,让许多珍贵的资源和机会在'政府空转'中内耗。骤然扩大的政治参与、急切的求变心态、情绪化的批判思维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民间士绅发起的多次请愿运动,更使政治改革呈现自下而上的倒逼态势,给朝廷带来强烈恐惧,朝廷只能借人事安排搞中央集权,皇族内阁应运而生。对立宪高度期许的落空又把广大士绅的改革激情逆转为革命动力。民粹主义带来的恶性循环,使本用于挽救危亡的新政,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