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潭门港“两院禁示”碑辨证及其意义

2016年5月,琼海市潭门镇发现一块"两院禁示"碑,记载的是明代晚期各地商船到海南岛进行海上贸易的有关规定。根据"两院禁示"碑碑文内容推断,"两院"是指明代广东行省的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刻碑时间为明代"隆庆开海"至明末之际。该碑还反映出明朝不准自海南贩卖粮食到外地的严格规定。"两院禁示"碑见证了潭门港至迟在明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佐证了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南海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是海上丝绸之路无法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示禁碑看清至民国闽南地方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自清初以来,传统社会风俗不断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新的社会问题相继出现,一者,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势力愈加渗入中国,二者,沿海各地,人口膨胀,对土地山野的争夺愈加显著,贫富分化亦较为严重,三者,外来人口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破坏,已引起了较激烈的土客矛盾。有关土地产权、风水、借贷、外国经济文化的渗入、外来人口的移入等都可能对既成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地方政府亦逐渐注重对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体现出了一定的强化倾向。禁示内容包括了对祖祠、坟山(包括位置、所有权、风水、气氛)、家族间,地方社会公共设施如宗教场所(庙宇、教堂)、水利工程对地方恶习如赌博等的禁绝、丐首霸市的禁示、对外来人口的禁示、对官员行为的禁示和综合性的禁示。这其中包含了官方对民间积极因素的利用,以及民间对官方政治权威的服膺和依附。

皖西地区示禁碑刻与地方社会治理

明清民国时期皖西地区留存有大量的示禁碑刻,包括告示碑、条例碑、禁止碑3类。它是地方官府与乡族社会组织(包括宗族、保甲组织、寺庙道观、民间组织等)出于"防患于未然"和"亡羊后补牢"的策略,维护社会秩序而昭告晓谕示禁某些事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皖西示禁碑刻的考察,可以看出主要是基于利益纷争的调节、社会治安的应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公益的维护、社会弊端的禁革等原因设立。皖西示禁碑刻是古代"刻石纪法"的体现,它是皖西地方官府所拥有的官权力及士绅、衿耆等地方精英代表所形成的"民间公权力"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社会的治理轨迹。

皖西地区示禁碑刻概述

皖西地区发现有78通示禁碑刻,涉及对地方社会共有设施及产业、维护生产和经济秩序、保护生态环境、地方恶习陋习、社会恶势力及外来群体、其他事项的示禁等诸方面。它对开展皖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探讨皖西地方传统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奉道宪示禁碑记》的滁菊考证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文物部门在滁州市南谯区常山乡鸦窝集发现了一块名为《奉道宪示禁碑记》的石碑。碑文内容是清朝嘉庆时一位分巡道员,处理完结一桩滁州花户越级上告的民告官案件后,特意在事发地贴出的一张安民告示。其中"花户"所指或为滁州当时种植滁菊的农户,我们可以借此碑文内容考察当时滁菊的种植范围、规模等历史情况。

海南示禁碑文献整理与研究

通过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分布于海南各市县的示禁碑约有135通,包括已见诸文献的102通及尚未整理出版的33通。结合大量碑刻实例,海南示禁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工商业、海洋渔业、婚姻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领域起到了规范与调整作用,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和社会功能。

清代海南槟榔生产管理探析——兼谈清代崖州“奉官示禁”碑

槟榔具有多种药用价值,是我国的“四大南药”之一。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奉官示禁”碑,记述了崖州、感恩两地禁止盗窃窝赃、提早开割槟榔、纠众抢夺槟榔家财的史实,是研究清代海南槟榔生产、经营、管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海南岛气候炎热、降水充沛,自汉代以来就是槟榔种植的重要区域。槟榔在海南岛种植经营历经两千余年,不仅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还推动了岛上产业结构变化,对海南岛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之形成的独特槟榔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海南岛乃至南方地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在海南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明清福建同安县规约碑中的社会秩序

福建同安县的规约碑最早可上溯至晚明,入清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规约碑铭化”的现象。“树碑”过程有助于将规范嵌入公共空间,营造出权力持久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景观,反映了晚明以后在社会秩序复杂化的背景下,官府与乡族共同整编社会秩序的努力。规约碑可分为“奉宪示禁”和“阖乡公约”两类:前者以官府权威独断的面目呈现,但背后往往是乡族集团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后者除了表明自治化的深入发展外,也表明地方乡族与官府权威的互动交流。“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征。

试析台湾碑志的公诉功能

碑志的功能较之于纸本文献具有公开昭示、流传久 远的特性,台湾地区自明清以来有三千余通碑志,其中示禁碑 占有一定的比例,此或与台湾明清时犹处于开拓时期有关.然, 台湾的碑志除了示禁,在昭示性上似乎具有更强烈的功能.根 据光绪十八年（1892）出版的《恒春县志》记载,地方政府除 了将律例明文勒石于城门以彰昭示之外,并允许“摹揭石示, 赴地方官呈诉”,则台湾碑志不仅仅具有昭示的功能,还具有诉 状的性质.这是存在于光绪时期的现象,还是自台湾开拓以来, 即存在的特色？是特定的行政长官的特殊行为,还是台湾特殊 的历史与社会现象,本文拟就此探讨台湾碑志公诉性质的缘由 与范围.

寺庙文化权力与地方社会治理——以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为中心

寺庙是地方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乡村公共空间"是中国乡村社会维系自身稳定和发展的整合机制,又是国家控制和管理乡村的社会基础。已有乡村公共空间的形式包括庙会仪式、村庙、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水井、茶馆等。而寺庙作为信仰性公共空间,是乡民开展祖先崇拜、民间信仰活动及宗教性活动的场所,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清代大批闽粤移民到台湾谋生,当时台湾很多地区都未经开发,自然条件及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可利用资源非常稀缺,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寺庙神明就成为移民重要的精神寄托。移民对寺庙神明的崇信自然使其对民众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力又反过来使寺庙神明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威,进而成为寺庙文化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清代台湾寺庙主要通过香火祀费、罚戏敬神、演戏酬神、神明仪式来获取文化权力。清代台湾寺庙的文化权力如何参与地方社会治理呢?寺庙示禁碑是考察寺庙文化权力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侧面。明清时期是"刻石纪法"的完备期,"勒石示禁"在地方社会迅速普及。示禁碑是公权力的象征,包括中央国家权力机构的皇权、各级政府的官权力以及非国家权力机构,如士绅、乡耆、商户等的"民间公权"。寺庙是古代中国社会承载民众精神信仰的场所,也是皇权在地方社会的延伸,寺庙权威同时为乡村社会成员和官方政权所认同,成为一种文化权力。清代中央政府及台湾地方政府利用寺庙文化权力,增强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进而参与地方社会的治理。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使寺庙文化权力得以实施,成为建构乡村秩序、治理地方社会、解决乡村纠纷重要手段和途径。

明代泰山“山轿示禁碑”考释

泰山红门宫附近曾发现一方明代嘉靖年间的"山轿示禁碑",载录了一起因支派山轿而引发的申诉案件:当时贵官豪宦登泰山时,不仅滥征民间山轿,并强拉山民充当轿夫,骚扰民间,成一方之害。巡抚山东鲍象贤、山东按察副使张任为此分别批示、立规,革除积弊。但此弊屡禁不止,一直到清初仍是使民众苦累不堪的暴政。"山轿示禁碑"的发现,为了解泰山古代山轿情况及轿夫生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史料。

Gene therapy of liver cancer

The application of gene transfer technologies to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like gene directed enzyme/pro- drug therapy (GDEPT), inhibition of oncogenes and restoration of tumor-suppressor genes. In addition, gene therapy has a big impact on other fields like cancer immunotherapy, anti-angiogenic therapy and virotherapy. These strategies are being evalua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and metastatic liver cancer and some of them have reached clinical phases. We present a review on the basis and the actual status of gene therapy approaches applied to liver cancer.

基于新发现文书的徽州演戏风俗研究

徽俗最喜搭台观戏。根据方志文献以及新发现文书,历史上徽州演戏风俗可分为娱神娱人、示禁罚戏两种不同的性质。新发现文书揭示了徽州示禁罚戏的新情况——民间松散手工业行会为确立和保护行规订立示禁演戏合约;稀见徽州戏关真实地再现了民国的演戏活动,揭示了徽州演戏风俗的社会效应。

碑事三题

在今白云山景泰坑旁一条幽僻土径上置有刻立于清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886年4月1日)的古碑一方，草木掩隐，鲜为人知。碑高1．4米，宽0．6米，麻石质，碑貌完整，字亦可辨，文曰：

试论清代工商业自治秩序的维护——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苏州地区已经形成了由各工商业行会管理本行业的商业自治秩序。针对各类商事纠纷与违规行为,各行会采取了行会禁令官方化、行会活动宗教化这两种事前预防措施,并且将财产罚、身份罚、名誉罚等多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惩处手段作为事后惩处措施。与此同时,地方官府亦将工商业行会规约作为最重要的裁判依据,以解决繁杂的商事纠纷。行会与官府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有效地维护了清代的商业自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