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的民间禁赌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赌博活动极为猖獗 ,形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引起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的强烈关注。徽州地方官府、民间基层组织和宗族 ,对国家禁赌法令进行了有效的贯彻。

清末广东禁赌的措施与成效

本文以清末(1911年)的广东禁赌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分析了清末广东禁赌的酝酿;禁赌的主要措施以及禁赌的成效和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广东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

论明代赌博及禁赌成败

明代赌博极为盛行,赌博种类繁多。明初严刑禁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明中晚期后,由于律例的混乱、对赌博处罚偏轻和统治阶级自身的破坏等原因,赌博更加泛滥。

清代禁赌活动中的乡村自治

赌风盛行,影响到了正常的清代乡村秩序。乡村社会因而开展了禁赌活动。它带有较强自治性:村社通过刻立碑碣、存于庙宇,进行了风俗改良的努力;禁赌的主导者是村社而非官府,即以官府为依靠又自行其事。这种努力在1884年以后因官方政策的变化走入低谷,民国之后重新萌芽。

清代的赌博与禁赌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对人们的娱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导致禁赌法令失去了可操作性,难以长期坚持执行。其他如吏治腐败、人口增长等,也是导致禁赌法令败驰的因素。以晚清时期张之洞开征赌捐为标志,禁赌法令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例的讨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皇帝的圣旨、诏谕,国家的法律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令,大多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表现出律令与实际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本文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主要事例,讨论了此种社会现象的成因和相关因素。

袁树勋与清末广东禁赌

袁树勋是清朝历史上倒数第二任两广总督,在其任职期间,广东地方赌风猖獗,社会上禁赌之声日见高涨。袁树勋一方面顺应民意,表示赞成禁赌;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如何填充因禁赌后停收赌饷而形成的巨大财政亏空,以维持地方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转。处此两难困境,袁树勋提议招募商人承包粤省盐务,以新增之盐饷来承抵赌饷。该方案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认为会增加民众负担,是"病民肇变"之举。另外,此时清廷正拟推行盐政改革,以图加强中央对盐课收入的掌控,故不愿广东地方先行一步,打乱中央的统一规划,并在盐课收益中谋取更多地方利益。故此,袁树勋的禁赌方案未获得朝廷通过,袁树勋与广东绅商间的关系亦因之出现更大裂痕。通过考察袁树勋在禁赌中的所作所为,可以了解清王朝覆亡前夕广东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管理方面的某些得与失,从一个侧面体会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困顿。

禁赌碑与乡村风俗改良——以清代上党为中心的考察

禁赌碑是乡村规约的一种特殊载体,以其永久、不可更改性显示了村社禁赌的坚定态度。它存放于村落神庙,表明了其内容的神圣性。它展示了乡村禁赌的原因、手段,记录了村社主动进行的风俗改良,是乡村自治力的明确表达。禁赌碑的不断刻立与最终消失,同时说明禁赌活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清末广东赌博与禁赌

盛炽的赌风是清末以来广东社会蜕变的一个流品,其最大危害在于败坏社会风气,从而加剧了社会动荡,有碍于社会进步,本应成为社会各方共同克服的问题。然而,清末广东赌博的"又禁又开,禁而不绝",以及社会各界在禁赌措施上的纷争,更多地显现出清末广东地方政权的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广东社会赌博问题的严重化是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产物。

袁世凯禁赌活动略论

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在军队中实施禁赌,对整肃军纪、提高军队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督直期间,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民国初年,袁世凯多次颁布禁赌法令,将惩治官吏赌博作为重点,希望以此树立新政府的良好社会形象。上述禁赌活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赌风的漫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禁赌与纵赌:历史演绎的悖论

纵观两千年多来的中国禁赌史,可以发现,在赌与禁赌、立法与执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讨论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赌博现象总是禁而不止,可以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找出种种原因,但归结到一点: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甚至立法者自毁法禁,这是所有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对于这一点,顾炎武当年曾经谈过,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强调这一点。

古代禁赌碑刻对我们的启示

有清一代,禁赌令甚严,但各地赌风仍炽。这段时间,山西高平禁赌碑刻的出现,直接反映了在当时律令之下的一种地方自律与文化。通过对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间对赌博的态度,看到具有地方特色的禁赌规则和地方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封建禁赌法令价值及其效果匮乏原因

自战国《法经》 ,到晚清《暂行新刑律》 ,历代王朝法令中 ,皆有禁赌内容 ,对参赌者的处罚越加严厉 ,尤其是对官吏犯赌的惩治 ,重于常人。在具文中可以说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然而赌博非但没有被禁绝 ,倒是与禁赌相并发展。究其根源 :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贫富分化 ,为赌博兴盛提供了社会基础 ;统治者不能以身作则 。

禁赌碑与乡规民约——以清代陕西安康地区为中心

乡村社会中,禁赌是村民必须共同遵守的禁止性乡规民约。禁赌碑是乡规民约固化的结果,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习惯法的形式执行着部分封建国法的职能。清代安康地区的禁赌碑文表明,乡民们对赌博的危害认识非常深刻,常常捐资立会,结社禁赌。违禁惩处时,以经济惩罚为主。罚戏是民间禁赌的智慧手段,体现着乡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禁长、乡约是禁赌活动中的监督者和执法者,他们的村民身份使得禁赌执法时带有强烈的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性质。

宋元禁赌及其赌风昌盛之原因初探

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之严,可谓历史罕见,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赌博的种类辈出,专著频现,赌风日益昌盛,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则为禁赌不力、帝王带头倡赌纵赌、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为之涂脂抹粉,再加上当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此间赌风日盛。

禁赌治吏机制的法治探询与构造

赌博有较早的历史渊源。官吏参赌则源于制度缺陷。探询官吏参赌的形成原由,在于建立和构造长效机制。并立足法治角度提供理论依据和措施保障。

解放初期安徽禁娼、禁毒、禁赌述略

解放初期安徽禁娼、禁毒、禁赌述略祝凤鸣１９４９年４月底，安徽全境解放后，中共皖北、皖南区委及各级人民政府，便把整顿社会风尚，建立革命的社会新秩序，作为社会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安部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封锁妓院、禁毒、禁赌等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净化...

清朝禁赌刍议

我国赌博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流行甚广的“六博”,其实质就是一种赌博。秦汉以后,赌博日渐盛行。相传,赌博最常用的赌具——骰子,即为三国时名人曹植所发明;时人所著《博弈论》曾指出,“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至或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愤戾之色发”。

报刊舆论监督下民国初期禁赌浅析

舆论监督是报刊的重要功能之一。以广东为例,民国初期的报刊对广东禁赌事件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报道,报刊支持禁赌主张并联络社会各界的力量宣传禁赌,最终推动了禁赌成功,充分发挥了媒体舆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在政府施政过程中进行监督作用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