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赌碑与乡村风俗改良——以清代上党为中心的考察

禁赌碑是乡村规约的一种特殊载体,以其永久、不可更改性显示了村社禁赌的坚定态度。它存放于村落神庙,表明了其内容的神圣性。它展示了乡村禁赌的原因、手段,记录了村社主动进行的风俗改良,是乡村自治力的明确表达。禁赌碑的不断刻立与最终消失,同时说明禁赌活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禁赌碑与乡规民约——以清代陕西安康地区为中心

乡村社会中,禁赌是村民必须共同遵守的禁止性乡规民约。禁赌碑是乡规民约固化的结果,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习惯法的形式执行着部分封建国法的职能。清代安康地区的禁赌碑文表明,乡民们对赌博的危害认识非常深刻,常常捐资立会,结社禁赌。违禁惩处时,以经济惩罚为主。罚戏是民间禁赌的智慧手段,体现着乡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禁长、乡约是禁赌活动中的监督者和执法者,他们的村民身份使得禁赌执法时带有强烈的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性质。

松阳清代禁赌碑

清代,禁赌令甚严,但各地赌风仍炽。赌博不仅助长了贪婪、狡诈的社会风气,而且造成了家庭和个人的种种不幸,历史上因赌博而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禁赌碑,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如何禁赌、立约,为的是改良民风,重建社会秩序。

清代县域视野下的禁赌问题研究——以山西高平为例

太行山腹地的高平,清代赌博之风盛行,禁赌成为社会焦点,刻石立碑作为禁赌的特殊形式,在乾隆中后期到光绪朝初期被广泛运用,禁赌碑普遍出现于各村庄的大庙之中。禁赌的主体既有地方政府又有村社组织,禁赌对象既有人又有事,两者均呈序列性特征。禁赌的适应性条例与范围亦区分层次,在实际执行中各有差异。禁赌的举措充满了人情味色彩,而村庄基层组织"社""会"等成为最具魅力的"核心主体"。禁赌作为村庄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建构着属于高平地区特有的民风与秩序。重视以村庄为主体的"秩序建设",使赌博失去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赌问题。

湖州晚清民俗碑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发现的三方碑刻记录了晚清湖州基层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及祈祷民俗体系,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