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定”的法律思考——兼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及时出台,是中央回应社会重大关切,解决当下野生动物滥食问题的重大决定,为我国“禁食野生动物”制度的全面确立提供了立法依据。为建立科学、合理的野生动物禁食制度,有必要剖析滥食野生动物现象及非法交易产生的原因,从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应内容、完善“禁食野生动物”制度的配套措施着手,保障该决定的全面落地。

禁食野生动物的规范含义、规制范围及法制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从横行肆虐到被防控抑制的同时,《禁食决定》以快速响应的方式为后疫情时期野生动物疫病风险防范提供了管制路径。该决定中“野生动物”的规范含义兼由例示法和堵截法表达,表现出基于“物种系属”与“生长地域”生成的二元属性。该决定的法益保护目的是为了消除自然界中野生动物寄宿病毒导致疫病的隐患,其禁食范围扩展到了“三有动物”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因以禁食为中心的野生动物防疫制度体系难以融入现有的法律规范之内,故应制定纵向规定野生动物防疫全流程,横向联系其他法律部门相关规定的野生动物防疫法,进而通过黑白名单目录的制定合理调配动态的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等级和畜禽食用范围。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后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变化分析

采用访谈、查阅动物档案,实地调研等方法,进行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后,云南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生产和管理发生根本性改变,繁育单位数量仅为禁食前的1/10,繁育物种类群集中,繁育目的从以食用为主的生产经营性繁育转变为以观赏性繁育为主,部分监管难点、盲点得到控制或消除。分析产业变化情况发现,尚存在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部分单位繁育目的不明确等问题。提出加强对繁育产业的安全管理,提升观赏展演单位动物繁育管理能力,进一步巩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工作成果等建议。

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制度之完善

我国已经确立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制度,但要落实该制度,还需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全文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层面正式确立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制度;为有效打击非法行为,明确“禁食”相关的法律责任;需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禁食范围,包括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调整适用范围,其中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范围需要明确,水生野生动物也应纳入禁食范围,还要建立“可食用野生动物目录”制度,等等;要做好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责任落实,为增强执法的有效性和执法资源的优化配置,需从“食用前”“食用中”等环节加强对野生动物食用环节的管控制度设计。另外,为加强对禁食野生动物制度的实施,还应构建完善的野生动物执法机制。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定》中的补偿问题研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应对疫情将全部陆生野生动物纳入禁止食用范围,这对野生动物养殖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国家对此承担补偿责任是不争事实。但是此次补偿性质如何尚有争议。本文提出立法补偿概念和理论基础,以期结合此次相关补偿问题丰富我国补偿制度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禁食野生动物的法理检视

对野生动物有严格禁食、相对禁食两种主张,笔者认为严格禁食相对合理。目前,我国“吃蝙蝠”合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也存在一些漏洞。本文试图分析背后的原因,并认为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应加入“禁食野生动物”的规定,更新现有的三大名录,新设虐待动物罪,调整《刑法》设置体系,并扩大其保护范围和刑种。另外,笔者还认为,保护野生动物也要把握好“度”,并更有智慧地探求保护措施。

禁食野生动物的实践探索与制度重塑

由于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成为野生动物利用的可行选择。野生动物禁食制度具有理论基础及现实需要,旨在保护公民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本文选取了18个省级地方立法规范性文本,对禁食范围、配套制度和监督制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梳理。研究发现,现有野生动物禁食制度存在人工养殖野生动物的禁食争议、执法监督能力有待加强、禁食制度的配套措施缺位、滥食行为惩罚力度有限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因地制宜确定差异化禁食范围、健全野生动物执法监督机制、进一步细化完善滥食的法律责任、建立完备的野生动物禁食配套措施等方面对野生动物禁食制度进行完善。

野生动物禁食立法的法理省思和立法建议

基于立法活动的特殊性,野生动物禁食立法应当遵循以下要求:一是尽量使用解释、填补、续造等方法延续旧法的生命,加强与其他立法的衔接;二是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和规制环节,以降低法律实施成本;三是将道德判断和法律判断相分离,避免道德判断穿透规范体系;四是兼顾弱势群体利益,减轻立法对相关主体的不利影响。依据上述要求,《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应当将禁止食用范围限制为所有野外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以及没有合法来源的人工繁育和饲养的野生动物;将规制重心置于捕猎、运输、经营等前端环节,规定国益诉讼条款并且允许合理先占;对以残忍的、令人不适的方式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处罚;将已经形成疫病防控体系的陆生野生动物尽快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对没有形成疫病防控体系的陆生野生动物停止繁育和养殖,但是要对有证养殖和无证养殖区别对待。

野生动物禁食的法律限度与规制路径

禁食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维护生态安全。然而,对公共利益构成风险的个人自由并不必然要被立法禁止,立法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势必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公共利益和野生动物食用自由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因此,禁食野生动物须有一定限度,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应当在评估人畜共患病风险的基础上,尊重野生动物合法驯养者的信赖利益,保障长期以食用野生动物为生的居民生存权。为了保证禁食野生动物制度的顺利实施,围绕着野生动物禁食中的“禁哪些、怎么禁”问题,重新厘定野生动物的分类禁食边界、塑造野生动物禁食的多元共治格局、构建全流程野生动物禁食监管体系、完善野生动物禁食监管的保障措施,以确立野生动物食用风险防范的常态化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视野下人类食用野生动物的道德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引起了人们对食用野生动物的反思和追问。远古人类因环境恶劣导致食物极度缺乏,捕食野生动物具有道德正义性。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禁食野生动物应当成为必然趋势。其道德依据和原则有三点:一、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当遵循生态整体性的道德原则;二、人类与野生动物应属"同类",应当遵循生态公正性的道德原则;三、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最高道德责任,应当遵循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而只有摒弃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国家利己主义、抑制人类贪欲才会迎来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未来,否则只会给人类带来伤害。

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黑名单”的创制进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转为长期攻坚情势,由《禁食决定》拉开了野生动物防疫措施的新篇章。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黑名单”——《国家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高危名录》因其对阻却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的新的法益考量使之具有创制的必要性。其应采取名录列举的呈现形式,注重内部治理梯度,实施对象野生动物的动态评估进出机制,凭借其“工具性”引导多部门法实现联动。

野生动物禁食制度的革新——从野生动物三重概念的剖析入手

野生动物禁食问题牵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扶贫攻坚、驯养繁殖产业发展等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在明晰野生动物的常识概念、科学概念、法律概念之三重概念和人工繁育动物的三大类型等重大"事理"基础上,以"禁食""可食""倡导不食"的三分法、疫情时期和非疫情时期的二分法为分析框架,进行分类施策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基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情风险防控需要,必须将野生动物中的"疫源疫病动物"和"重点保护动物"纳入禁食"黑名单"。另一方面,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也有必要将确有证据证明卫生安全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可以商业性经营利用、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卫生安全的人工繁育动物,纳入可食"白名单"。至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较小的其他野生动物,特别是无脊椎动物和人工繁育动物,可纳入倡导不食的"灰名单",并规定禁止毁灭性利用的底线。

关于当前餐饮安全监管探究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我国餐饮行业是一次不小的冲击。为确保当前和今后的餐饮安全,餐饮行业出现了一些新举措、新机制,如禁食野生动物、无接触配送、分餐制推广等。疫情也带来餐饮安全监管的新挑战。本文梳理现有餐饮相关防疫举措,就如何在今后更好地保障餐饮安全,提出若干建议。

政策信息

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5年将培训一遍 中组部进一步明确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目标:从2003年起,利用5年时间,将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这是中央组织部近日召开的全国干部教育培圳工作座谈会提供的信息。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向。每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省部级干部500人左右、地厅级干部8800人左右、县处级干部10万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