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

“汉魏故事”是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由此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禅代礼仪。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

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

曹操受封魏公、赐九锡,是汉魏禅代"故事"中最关键的环节,也是经书中记载的古爵制经由汉末动乱之后,在典章制度发展出现新的可能性时,走入现实取代此前汉代爵制的开始。它既突破了此前的汉代爵制对封地规模的限制,又奠定了以"公"的爵称为基础,并将封地、物化礼乐与之紧密联系的复古爵制的开端。曹操"九锡"备齐了九类礼仪赐物的清单,其目的在于强调它背后反映的王爵制度及其权威性。曹操受封"魏公"还是一个奠定了跨越官僚禄秩与诸侯王爵制之间鸿沟的重要事例,对于后来的禅代"故事"和礼仪典制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魏晋禅代异同论

曹魏代汉和晋代魏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影响深远。曹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霸府统治阶段,以武力为后盾,在禅让的名义下实现了皇权更替。两者的禅代也存在着差异,主要体现在依靠的力量、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禅代的方式三个方面的差异。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从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看司马师的功业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他任用和拔擢人才,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但其“沉毅多大略”,在东关惨败之后,司马师安抚诸将,引咎自责,很快稳定了朝中局势。接着其击败吴太傅诸葛恪,剪除异己李丰、张缉等拥曹派势力,又废魏主曹芳,立曹髦,迅速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禅代政治中的权力集团——晋武帝时代君臣集团研究

晋武帝时代君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在巩固其权力集团的同时解决禅代政治中的过程性危机。晋武帝虽然通过种种措施构建了较为理想的权力框架,但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又是以权力制衡"粘性法则"为前提的。建立在儒家礼仪观念之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结构与以"行政安全"考虑权力构建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正是晋制国法种种"失范"及此后政局困顿的根源。

天命史观与汉魏禅代的神学逻辑

以天命史观检视"人文化"以前的古代历史,或可发现世俗史观不易觉察的历史幽景。西汉成、哀之际,谶纬对"汉家"神学内蕴的扩充与整合,使其与天命建立起牢固的上下对接关系。然而人随天变的灾异学说及汉代"天下为公"的政治诉求,成为启动天命转移的关键按钮。原始道教的终末思想与救世神学,则对"汉家"予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对"汉家"由"立命"而"更命"过程的深度解析,使我们能清晰看到汉魏鼎革前后,不同人群之思想、言论与行为,都深刻昭示汉魏禅代的实质在于天命的兴废更迭。

游侠、党人与妖贼、隐逸——汉末数类人群的相通性与汉魏禅代的知识背景

从颇具游侠风范的党人婞直之风,游侠、党人与“妖贼”术士的隐秘关联乃至直接“接引”,以及党人下潜至民间而与隐逸群体的汇流,可以发现游侠、党人、“妖贼”、隐逸这几类人群在汉末存在思想、行为、价值方面的相通性。导源于经学通纬风尚的时人对于经学、经师的神秘化理解,士人、隐逸“博通内外”的知识构成,以及流贯于经学、谶纬、原始道教经典中的“为汉制法”主旨和“想望太平”的终极追求,这些既是促使这几类人群的相通性生成的思想要因,亦是汉魏禅代酝酿与实现的知识背景。

魏晋禅代与祭礼变革

祭礼是古代人们向神灵致敬和献礼的仪式,作为一种政治典礼,它表达天命信仰、华夏正统、纲常道德等政治信念。司马氏在禅魏建晋的过程中,与曹氏不仅有政治、军事上的斗争,而且祭典礼制也在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政治的某些变化。文章从祭典礼制的角度分三个时期(司马懿时期、司马师司马昭时期、司马炎时期)考察了其在魏晋禅代中的变化与作用。

梁末政局与梁陈禅代

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建陈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完成禅代,这导致陈朝先天不足。陈霸先一生始终在削平地方割据势力与应付北朝威胁之间疲于奔命,直到陈文帝时期才有好转。陈朝初年政局的不稳与陈霸先选择代梁建陈的时机不恰当有很大关系,使得陈朝的禅代情况在宋齐梁陈四朝中独树一帜。

“南北朝体”视域下的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影响

东西魏至周陈文坛具有地域性、流动性和争鸣性的鲜明特质,严羽提出“南北朝体”说,用以概括这一时段文坛的整体性特征。在“后三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徐陵禅代撰作主要分为政务性文书与交际性文书两类。前者多为“国家大手笔”,呈现了“南北朝体”宏大叙事的多元手法;后者主要是私人化创作,蕴含了“南北朝体”文人乱世求存的复杂心态。徐陵的禅代撰作作为“东南之秀”的代表,与温子昇、魏收、邢邵等北地名家的文书佳构一起为隋唐树立了定声谐韵的楷则。从“南北朝体”的视域出发,不仅利于以相对宏通的眼光考察徐陵禅代撰作的文体特征和时代价值,也利于发挥徐陵禅代撰制的样本功能,借以揭示南北朝后期文坛的南北融通与一体化趋势。

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

本文对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进行了研究和辨析,认为这一公案既反映出郑玄和王肃儒学思想的差异,也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政治变革态度的不同,折射出在魏晋禅代的变局中儒学的自我调适和对政治的回应。同时本文还指出,王肃撰辑《孔子家语》的态度和其思想里所体现出的对传统儒学进行自觉改造的变通精神,同样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读朱子彦教授的《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朱子彦教授新著《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5月版）内容涵盖三国政治史的多个方面——包括王朝鼎革的形态、地理枢纽与军事集团、历史人物评价、政治集团斗争以及其他政治文化问题，视角独特，研究深入，观点新颖，堪称力作。书中对曹魏代汉及其正统化运作问题得出的研究见解尤为精当，称得上是发前人所罕发，令人耳目一新。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读后

三国史研究素来难治,究其根源,并非因其冷僻,门槛过高。恰恰相反的是,千百年来,在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内,人们对'三国'可谓津津乐道,尤其因《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稍知文史者,都能对三国之事道之一二,说它'妇孺皆知',人皆好之,实不为过。这样,在三国史的研究中,就明显呈现出一'少'一'多'的局面:一方面是直接材料不足,需精读细绎,上下求索;另一方面,后世的各种叠加层累却数不胜数,在人们的头脑中呈现出不同的'三国'面相,民俗的、文学的。

曹操受九锡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

一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第一次克隆。此后,南北朝、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必须指出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皇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这俨然成了禅代的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乃是中世纪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代形成,历史上第一个被授予九锡的是西汉的王莽,王莽通过受九锡而登上皇位,建立新朝。然而王莽代汉最终以失败告终,故新朝在历史上被视为伪朝,王莽禅代亦不为后世所认同。基于此因,王莽之时,九锡与禅让制度还未真正的确立起来。'汉魏故事'始作俑者为曹操。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禅代。

“梦”与宋齐禅代

说到梦，大家都不陌生。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现象，人皆有梦，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因此，记梦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南齐书》中就记载了几个有关宋齐禅代的梦。这些梦的内容和解释，以今天的立场看当然有其荒诞的一面，但历史细节却也常常因此“荒诞”而得窥一二。解读这些梦，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萧齐政治集团崛起的一些历史场景，捕捉与呈现宋齐禅代中所构建的“应天革命”政治幻景的几幅画面。

汉魏晋禅代模式双重性质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曹氏以受禅的形式最终正式取得了政权,这一事件作为“汉魏故事”,使后世直至宋的几乎所有政权更迭有例可援。几十年后,曹魏政权又被司马氏以相似方式取代。二两次禅代过程间的部分差异及曹魏时期的社会变化折射出了两次禅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内禅让的“双重性”以及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分影响。

汉魏禅代与魏晋军戎诗风的衰落

赤壁之战后,曹氏家族面临着继续谋求军事统一,还是先行实施汉魏禅代的选择,曹氏立嗣之争正是这种分歧的体现。曹丕篡汉后,曹氏霸府转变为朝廷,战时体制的高度集权性受到了限制,曹氏的对外战争,也由代天子平叛变成了伐国,建安军戎诗逐渐失去了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价值。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使时代的主题由乱世中求生存,转向稳定时期如何治理国政。魏晋的世族子弟,吸取汉末党锢之祸的历史教训,由批判战时体制进一步思考如何限制君主集权,并开始自觉地抵制可能引发集权体制的战争。汉末至魏晋,由需要英雄的时代,转变为抵制英雄的时代,这导致了玄言诗的兴盛和军戎诗风的衰落。

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禅代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背景,其模式虽称革命而实质禅让,故可名为"禅让革命"。这一模式上承先秦、秦汉关于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传统的讨论,修正和组合了其所寓义涵,将之外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禅代仪节,以此确认了公天下让贤原理在家天下时期的适用性,肯定了顺天而应人的革命大义为禅代辩护的价值,统一了其间关系和王朝易代的合法性理据。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尽其所能地解决了对王朝体制发展来说至为关键的易代合法性的论证难题,应当视为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其具体论证过程仍面临着民意难定而天心莫测的困境,此期又不断倾向于以合乎古圣王治道的政教更张举措,来一体证成其易代上应天命而下合民意,因而使得整个模式的演化,呈现了从偏于禅让因循向较重革命改制过渡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