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体制改革对劳资关系的复杂影响

有关发达国家福利体制改革的讨论已不少见,但改革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似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这恰恰构成了近年欧美逆全球化运动的一个因素。事实上,就改革的必要性而言,直接原因是减轻财政压力,但深层涉及资本和劳动在全球化竞争力方面的重新定位,因此必然会触动某些奶酪;问题是动了谁的奶酪?动了什么奶酪?通过各国一段时间的改革实验,或可缕出若干线索,包括如何评价改革对劳资关系的各种效应,如何看待阶级结构已然变动的福利机制,以及如何研判目前仍然不明朗的改革前景。考虑到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乃至领跑全球化的同时正在抓紧国内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建设,劳资平衡是其中基础性的要件,而类似困境也暴露了出来,因而需要注意吸取经验教训,未雨绸缪,有所应对。

从德国《2010议程》看福利体制改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但是福利国家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次爆发,同时也暴露了西方政治中政党短期行为绑架国家长期利益的深刻缺陷。十多年前,德国施罗德政府为克服福利体制弊端而推进的改革及其代表作《2010议程》,可圈可点,尽管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却为以后特别是危机中的德国表现做好了不俗的准备。欧洲福利体制改革也给我们正在抓紧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执政者对于牵涉面广泛的改革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二是改革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如何凝聚共识,减少阻力;三是由于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部分人甚至不少人的眼前利益,因此切不可掉以轻心;四是社会政策的公平正义最终还是要靠劳动者工作来实现。

福利保障体制改革的消费效应研究

九十年代中国进行了以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为主要内容的福利保障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曾对我国消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目前是否还存在以及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对判断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及走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分析说明,福利保障体制改革内在的动态效应减少了表面看起来对消费的可能的冲击,而保险的替代效应的存在使福利保障改革对消费的抑制效应至少在我国中等以上收入群体中大大缩小,但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依然很大。

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实践

本文分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福利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指出核心问题是,在福利多元化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在福利改革中把福利责任推向市场和个人,而国家的管理在退位。本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并且借鉴近期东亚发达地区的反思和强化国家福利的经验,明确一个被社会政策学科已经确立的思想:国家福利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补偿并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应该在福利多元化中强化国家福利主导的作用,重构中国国家福利。

全球化压力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劳资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资本的流动性和劳动的灵活性都增强了,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为了提高竞争力,降低劳动成本,发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力度不小的改革:在工资和津贴方面,采取了工资节制、实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失业津贴(保险);在弹性就业方面,通过灵活的工作时间、推迟退休年龄和大面积的非正规就业等措施来缓解就业压力。尽管对这些改革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毕竟取得了正面效果。由于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很有必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未雨绸缪,一是必须正视劳动力市场日益灵活性乃大势所趋;二是就业政策的重心是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效率;三是要加快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增进就业人员的安全感。

劳动力市场管理中问责的变化——由集中式问责到共担式问责?

本文探究三个欧洲国家(丹麦、德国和挪威)近期就业服务管理的变化对问责关系的影响。研究问责的文献日渐增多,其整体假设是,问责机制中参与者的数量在上升,问责关系正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而且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相互矛盾的问责关系,最终导致'多重问责紊乱'。本文通过对这三个国家新的治理机制中不同参与者及所需信息的分析,力图探究这些假设。文章的结论是:组织结构上的诸多变化以及所需管理信息的增加,导致了更多的共担式问责出现。尽管如此,本文并未观察到政治问责或行政问责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很多领域的公共组织都面临并且运用日益复杂的问责措施来监督和提高其绩效。但是许多公民仍然认为这些问责措施的问责性不够强。问责性方面的这些问题通常都是通过引入和建立新的、更多的问责组织体系来解决,这些体系包含更多的参与者和信息规范,并且涵盖了这样一个设想:这些体系将会有更好的产出和结果。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担心,这些新的、分散的和碎片化的问责结构将削弱已经建立的政治问责及其合法性。本文通过比较三个国家中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责任的变化,来探究这些进展。本文发现共担式问责的情况日益增多,但并没有凶此而削弱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