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福利分配效应--来自江苏省的实地调查数据

基于江苏省2073个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样本选择模型及分位数分解方法,实证研究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福利分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统筹城乡医保制度更多地将医保补偿福利分配给高风险人群、高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福利差异,分位数分解结果进一步证实:允许参保自选的统筹模式在缩小贫富人群、城乡人群的医保补偿差异上也更具优越性,并且这种优越性多来自于统筹模式本身,而非地区禀赋差异。

住房公积金制度与住房福利分配的他国镜鉴

发轫于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福利分配在新兴国家的一种创新。如何有效借鉴其经验并进行本土化改进是一大难题。立足于我国现代化住房长期短缺的基本事实,系统梳理了新加坡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历史轨迹及最新进展,数量化和案例式地解读了其优势及问题,而后延伸至亚洲主要经济体乃至同阶段西方工业化各国,探讨其如何通过住房金融或者住房福利政策解决民众居住困难。我国现行公积金制度需要改进信息不对称和福利改善效应不显著的问题,管理的透明和规范程度亦需加强。这一政策的未来走向会与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财税体制改革高度关联。

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效应:一个多部门开放经济视角

在一个多部门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基于短期福利与长期福利分析法,考察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效应。短期与长期福利分析的结果均证实,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福利分配效应,并引起社会福利在不同类型就业劳动力之间分配:贸易品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高,而非贸易品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长期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相对泰勒规则而言,支持增长型政策与严格盯住通胀型政策均恶化了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福利,而盯住汇率型政策则相对改善了社会福利;(2)扩张性货币政策显著引起福利不平等的恶化,但相对泰勒规则而言,支持增长型政策与严格盯住通胀型政策对于福利不平等产生更大的恶化效应,而考虑汇率的政策则相对改善了福利不平等状况。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福利的角度,还是基于缓和福利不平等的立场,开放经济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均应考虑汇率。

选举、政党与政体: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影响福利分配

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如何影响福利分配?传统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有利于增加福利分配。研究发现,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政党和政体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福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和选民偏好、政党属性和政体形式都各自具有内部差异性,加之其所嵌入的市场经济制度类型不同。重新梳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与福利分配之间的差异化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民主选举制度并非全都促进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西方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未必都实施高福利分配政策,以及联邦制民主政体也可能实施比单一制民主政体更为强有力的福利分配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与福利分配的这些最新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希图通过自我调适以应对其政治社会发展的新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打破福利国家都输出高福利分配政策的窠见,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与福利分配政策差异性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

基于多目标进化算法的电力市场福利分配研究

在边际成本定价机制下,电力库集中调度的结果可能使发电商(机组)的收益低于在给定价格时其独立调度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围绕电力市场中社会福利分配这一主题,首先分析了由于市场参与者个体利益和电力库整体利益二者矛盾导致的机组收益次优化问题,提出了发电商(机组)优化间隙的概念。然后以发电商优化间隙和利益补偿函数为基础,建立了电力市场社会福利分配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并设计了基于多目标进化算法NSGAⅡ-的求解算法。

福利分配何以促进国家建设——兼论中国贫困治理的国际意义

福利分配如何促进国家建设,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通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文章指出,在社会福利分配过程中,出于追求供应效率而进行的政治与行政制度变革,大大地促进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提高。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揭示了,福利供应过程通过三个机制提高了国家基础权力:财政资源使用趋于理性化,在增加投入量、扩大受益面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福利分配成为政府的日常行为,以行政责任约束与激励地方政府,忠诚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中央政府在边缘社会建立起稳定的、制度化的政治联系,帮助国家更深地扎根在边缘地区贫困群体中间。在经验层面,上述三个机制解释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秘诀。这种得到理论检验的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与推广价值。

国际贸易分工中的福利分配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空间

本文利用改进比较优势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福利在国际贸易的分配和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关系,得出结论:按生产效率的国别差距确定汇率水平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分享一定的国际贸易福利,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压力,但这种升值空间应当以转移行业的出口国生产效率和承接国生产效率比值为上限。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空间远小于美国有关经济学家的估计,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探索住房实物福利分配转变为工资货币分配的有效途径

一、目前实行的几种转变住房分配机制的形式1.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作为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分配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单位对于职工资助的部分.目前各单位资助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比例大约在5—7%范围内.单位资助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按国务院国发[1994]43号文件规定,企业进生产成本,行政机关进预算,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团体分别财政补助的情况进入财政预算或者自筹.

农村工业化对农户性别分工和福利分配的影响

通过对河北省玉田县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 ,劳动力配置、家庭决策权及家庭福利分配方面的性别变化 ,认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产品的类型和企业的规模对妇女参与企业管理和程度有较大影响 ,而妇女是否参与工业劳动。

政府回应知情公民:媒体信息获取与非洲公共卫生福利分配的新证据

我们利用贝宁媒体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考察社区广播电台如何影响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与此前关于大众媒体影响的研究不同,在这项实验中,政府工作者并没有向因收听社区电台而提升福利需求的公民提供更多福利。为了防止疟疾,收听社区电台的住户更有可能付钱购买政府提供的蚊帐,而不是免费领取。

注重提高生活质量 关注社会福利分配

这次人代会的报告，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社会管理和民生问题，两者在报告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而民生问题有很多量化指标，量化出来的成果让我们感觉辽宁省委、省政府确实是在向民生方向发展，如青山绿水问题、森林资源以及各条河流的污染问题，这些都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改革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制度的探索

改革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制度的探索●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结合企业改革的实际，我公司对住房的实物分配改革为货币分配这一新的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率先在广州市城建系统中取消职工住房福利分配，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职工住房补贴金制度。...

实现住房福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变——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经勇访谈录

住房实物福利分配体制在我国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所固有的弊端也很明显。由于不是按照商品价值进行等价交换,这就使得人们在获得住房时无须考虑经济支付能力,因而必然刺激着人们的无节制的住房需求。与此相联系,由于住房消费比例过低,障碍了居民消费结构向住房的升级,更谈不上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同时,使得住宅市场缺少公有经济单位职工这个最大消费群体,而长期处于萎缩状态。为了刺激住宅市场的发展。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动态最优、福利分配与补偿机制——弥合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

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造成创新激励不足与社会福利最优的两难抉择。一方面,溢出效应的存在,驱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而创新者福利受损,造成再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抑制溢出效应,维持创新者垄断性收益,则损害消费者福利,危及社会福利优化。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溢出率调和二者矛盾?或在福利分配标准下,满足一方最优,补偿另一方损失。本文站在创新者与模仿者的角度,尝试在动态最优化和帕累托标准的框架下,通过理论探讨和数理模拟,探寻最优的技术创新溢出率,以权衡创新收益与溢出收益,使社会总收益最大。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溢出率无法使创新、模仿及社会收益最大点重合;溢出率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影响技术溢出量、模仿成本及三方收益;维持社会福利最大的最优溢出率需采取"第三方"补偿机制设计,实施政府事后补偿性组合政策,弥补创新者损失及维系再创新持续。

福利分配平等性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新中国六十周年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文章分析了1949年以来福利分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与事实,总结福利分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中介渠道,对福利分配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总体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福利分配在阶层之间存在不平等,福利分配状况受制于财政支出与政策选择。通过改善福利分配的平等性,对投资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环境产生正向激励,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美元本位与中美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

本文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围国家出发,采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美元本位在中美货币政策福利分配中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外围国家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美元本位导致了汇率传递的不完全,美国作为美元本位的核心国始终能够获得正的福利增量,而外围国家的福利是否增加,受到美元本位程度、消费替代弹性和国家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美元本位程度和消费替代弹性主要影响两国福利分配的总量,而国家规模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两国福利分配的比例。总的来说,中国可以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出口厂商的议价能力以及加强中美国际货币政策合作来减少美元本位带来的福利损失。

农地城市流转福利增量分配不均衡实证分析——基于广东21市的三层次土地市场运行数据

农地城市流转与农地征收市场、土地一级市场、城市土地二级市场密切相关,而农民和村集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开发商等三类主体所分享的福利增量分别位于这三层次市场。根据农地城市流转福利增量形成机制,建立福利分配测算模型,以广东21市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测算,得出如下结论:三类主体福利分享比例与各自在流转中的地位、谈判能力和信息优劣势有关;开发商的福利份额最大,地方政府次之,农民和村集体最少;经济发达地区三类主体福利分配差距较大;全部城市的福利分配比例在时间上呈动态变化。

目前我国社会福利分配的核心问题

社会福利分配是涉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核心问题。当前,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社会福利分配偏离社会福利要义。社会福利分配严重不均衡,甚至出现了社会福利分配的地区和阶层的二元化现象。"负福利"、"零福利"、"正福利"等概念描述了这一现象,反映出阶层之间的利益纠葛。同时,我国福利支出具有强烈的"施惠—受惠"意识,缺乏明确的"义务—问责"思想和行动,表明我国社会福利的临时性和脆弱性。基于此,我们应该力图加快社会福利建设的步伐,立足于现实,着眼于长远,端正福利认知,明确福利职责,回归社会福利的要义,体现社会福利的本质,加快实现社会福利平衡发展,进而,充分发挥社会福利的平等杠杆作用。

社会选择、福利分配与贫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贡献

１９９８年，印度经济学家森（Ａ．Ｋ．Ｓｅｎ）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被一些媒介说成是发展经济学的“中举”，其实不然。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上清晰地写着，颁奖于森，是由于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森的论文理论抽象程度极高，即使是探讨灾荒成因这类具体问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