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丹麦福利城市建构的社会基础探析——以民间组织为例

在丹麦参与城市建设方面的民间组织,它们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城市住房改革运动。在丹麦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它们开始活跃于大城市的产业工人住房工程中并有效地缓解了住房危机。自20世纪起,民间组织经历了规模的扩大与专业化技能水平的提升,从介入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设施建设,到针对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再到直接参与城市规划方案制订和推行,它们逐步演变成为具有较高专业技能和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团体。20世纪60年代,随着丹麦经济的繁荣、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福利城市建设理念的提出,民间组织在福利城市的建构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贯彻福利城市理念的直接参与者。

新时代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规划标准研究——走向全龄友好社会

国家“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对我国社会福利设施体系提出了新目标。既有的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体系、设施功能、规划标准等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基于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情况,以面向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的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既有设施体系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相关设施规划标准在实践中的应用反馈,对新时代国家层面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规划标准的修订提出了总体思路,并从体系完善、级配方式、指标修订、选址要求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以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15—2020年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江西、贵州三省26个城市数据,运用网络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其生态福利绩效,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在研究期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历年均值为0.714,总体上未能实现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有效,城市之间绩效差异较大,只有厦门实现DEA有效,整体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先增长后缓慢降低的趋势,相较于研究初期有所增长。(2)区域来看,不同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有所差异,呈现出“福建最佳,贵州次之,江西最末”的态势。(3)子系统来看,两子系统绩效的不均衡是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议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加强创新能力,推进生态技术进步;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购房、城市福利与农民工落户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购房和城市福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在极少数福利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外,购买了住房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比未购房的农民工更弱。更高的城市福利水平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促进作用,而在城市购房又对这种促进作用有放大效应。分样本考察发现,农民工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和雇主,在城市购房后更不愿意落户。这说明,更有能力落户的农民工反而更不愿意在城市落户,愿意落户的往往是没有城市住房且落户能力较弱的打工者。进一步通过对比购房对农民工和外来市民落户意愿的影响,以及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和留居意愿的影响差异后发现,落户城市并非农民工群体的奋斗目标,而在城市购房的同时保有农村户口并在福利水平较高的城市长期留居则是其理想生活状态。鉴于此,未来“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应对落户促进对象做适当调整,由有能力者优先落户转变为有需要者优先落户,在继续提高各类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将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由户籍市民化调整为常住市民化。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型先行示范区生育意愿与城市福利联系的内在逻辑,并探析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理及内在特征,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强生育福利资源供给提供理论依据。

广义城市福利的内涵与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福利是城市化的产物,城市福利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分析广义城市福利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福利的第四条供给渠道,即慈善捐赠。构建一个更为清晰的城市福利指标体系与供给框架,是理解城市福利结构与供给通道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提升城市福利供应策略,增进市民福利水平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福利及其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寻找社会福利的新型依托主体势在必行。所谓社区福利包含着 5个方面的内容 ,对这些内容的描述就构成了社区福利的定义。社区及其功能与社区福利制度的宗旨和目标的相一致决定了建设社区福利的可行性 ,而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 ,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社区福利建设的现实基础。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文章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BM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地区2011—2017年27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存在城市间差异大、内部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且多数城市处于DEA无效率状态;(2)环境规制在长三角地区存在创新补偿效应;(3)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第二产业结构比重上升会降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城市经济发展会改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无显著影响。

城市社区福利:现状及其建设——以武汉市问卷调查为例

以武汉市 1 0 5 3位入户访谈居民和 88个社区的福利状况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 ,描述了市民的社区福利需求和供给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社区福利中存在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定位偏差、弱社区主体性、低福利性高市场性等问题 ,并根据居民需求的轻重缓急 ,将所有居民的需求项目按其需求比例的高低 ,综合考虑福利项目的可操作性和社会价值 ,制定了一个社区福利建设的“三步走”计划。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模式的建构

作者在文中对城市社区福利和社区福利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分析国外社区福利模式入手,通过阐述几种代表性社区福利模式在中国社区的适用性,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福利发展模式———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我国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社区福利建设中的职能和地位。

城市社区福利现状及其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的不断发展,关于社会福利管理,被国家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特别是城市社区福利的管理,已经成为近年来的重要热点与焦点。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发展水平,进一步保障民生,做好社会福利管理工作,必须要就目前城市社区福利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一定层次的分析。并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在本文的研究中,结合当前城市社区福利管理存在的职责划分与合作、监督管理、群众需求等的问题出发,提出了明确职责分工、建立监督管理体系、深入群众内部等的一系列措施。通过研究,旨在提高城市社区福利管理的基本水平,为落实国家社会福利措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城市化、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与城市内部融合

构建起一个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将是促进城市内部融合的重要方面。文章总结了关于社会福利供给中政府行动与志愿行动关系的两大理论认识演变过程,即公共品视域中的替代与互补关系以及社会资本视角中的挤出与挤入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城市原著居民对城市新移民认知与相处的经验证据,分析了在城市地区福利社会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行动与民间志愿行动的互动空间和方式。

城市规模与城市福利——基于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的视角

文章基于空间均衡的概念,在一个统一框架下考察了城市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对城市福利的影响。城市福利包括消费、闲暇和舒适度,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市辖区层面有关数据,文章定量估计了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定性分析了城市集聚对闲暇的影响。文章发现,城市集聚能带来城市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较高的住房成本以及较长的通勤时间。在消费层面,中国城市规模的集聚经济大于集聚成本,这表明城市规模的增大能提高居民的效用。在闲暇层面,城市规模对工作时间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城市规模显著增加城市通勤时间,这意味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将减少居民的闲暇时间,进而降低居民的效用。

何以安居:福利保障与家庭资源对农民工家庭城市购房行为的影响

城市购房安居是保证中国城镇化和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19年11月厦门市农民工家庭生计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探讨城市福利保障制度和家庭资源对农民工家庭城市购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家庭的城市安居梦还未实现,选择在老家城市购房的比例略高于在务工城市购房;务工城市福利保障制度的享受力度对农民工家庭选择务工城市购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无论是选择在务工城市购房还是老家市内购房,家庭资源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关系对农民工家庭城市购房的选择呈现出区位偏好影响。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我国城市社区福利发展的模式选择

本文首先对城市社区福利和社区福利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分析国外社区福利模式入手,通过阐述几种代表性社区福利模式在中国社区的适用性,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试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福利发展模式———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我国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社区福利建设中的职能和地位。

建构城市社会福利过程中市场要素的取舍

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认为社会福利是社区居民生活的美好状态。在实践层面上,城市社会福利的提升需要对市场要素进行不同的取舍包括:社会福利服务中的市场要素;政府定位的转向;多方资源的参与中市场要素的位置等多方面的内容。

林业投资对城市居民绿色福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林业投资来源和去向两个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林业投资对城市居民绿色福利的影响及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林业投资来源与各地区的森林资源禀赋紧密相关,且林业社会投资比林业财政投资更具效率性。引入森林资源禀赋后,林业财政投资、林业社会投资每提高1%,绿色福利分别提升10.414%和122.42%。(2)林业投资去向对城市居民绿色福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林业支撑与保障投资以及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每提高1%,绿色福利分别提升0.047%、0.021%和0.014 7%,而林业产业发展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其“正负效应”的大小。(3)对影响路径的研究发现,林业投资可以通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升绿色福利,同时也会通过降低居民消费水平以避免绿色福利损失。因此,林业投资来源应鼓励吸纳社会资本,林业投资去向应积极引导产业发展,从源头和末端两处着手,以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居民绿色福利。

FDI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文中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对长三角地区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FDI对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内部分布不均衡,27个城市中只有10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大于1,即处于有效状态;FDI在长三角地区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FDI的增加有利于提升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产业结构对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均为负值,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本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但经济发展水平对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人口密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青岛市城市社会福利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第一部分规划文本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城市社会福利设施设置专项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落实民政部《"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实施方案》和《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年-2010年)》有关城市社会福利设施内容.切实加强城市及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城市社区资源,合理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编制本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