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下的共同富裕:现实图景及实践路径——兼论对福利政治的超越

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式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集中反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深刻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改革开放40余年,推动共同富裕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具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战略,需要以高质量经济发展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以高水平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矛盾,以高效能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

民生政治VS福利政治:中西方的比较及启示

笔者基于闭合逻辑链的基本构建要件,从产生背景、思想渊源、核心命题以及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民生政治与西方福利政治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三点启示:民生政治与福利政治都是执政者获取合法性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解决好民生政治或福利政治问题能够缓解民主政治的压力;中国既要学习西方福利政治的经验,又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国力的实际,循序渐进地解决和改善民生,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民福利陷阱"的覆辙。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的区域福利政治发展困境

区域福利政治具有利用空间发展战略,产生"激发社会福利发展动力"的功能,但这一功能的发挥,受制于区域福利政治发展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条件。欧洲难民危机折射出区域福利政治发展模式在处理国家间政治分歧与危机管控应对方面的无力。欧洲难民危机制造出的脆弱且不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冲击着区域福利政治发展的难题、短板及分歧。欧洲难民危机的治理困局展现区域福利政治发展的要求,分别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动力的激发、机制的构建和方法的寻求四个层面解决区域福利政治发展的冲突与延续、共识与行动、领导与合作、排斥与融入等方面的问题。

福利政治化:台湾军公教退休金优惠存款政策的源起与实质

作为一项社会政策的军公教退休金优惠存款政策的施行,不仅受到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制约,更受到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左右,尤其在两党对立的台湾地区更是如此。18%退休金优惠存款政策是早期国民党为强化其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统治,用福利政策去换取军公教人员支持的政策性安排。随着军公教工资福利待遇不断提升,银行利率逐年下降,军公教优惠存款利息补贴日趋增大,因而成为民进党攻击和斗争国民党的目标。2016年台湾当局出台了以取消这一政策为终极目标的改革措施,引发整个社会的撕裂与持续抗争。军公教退休金优惠存款政策日益服务于政党斗争的需要,福利政策所应具有的独立性逐渐消失,台湾地区福利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

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

欧洲移民潮带来的社会支出不断增加以及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持续冲突正侵蚀福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回顾欧洲移民潮的四个阶段,对于移民是"排斥"还是"同化",是赋予完整还是部分公民权利,取决于基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公民身份界定以及构成福利分配基础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当前移民潮正对原有的"公民身份"层级和福利国家产生冲击,使其权利分配中的福利政治难以实现诸多价值的平衡和统一。未来的福利政治既非沿着自由主义的逻辑发展,也非按照公民身份的发展轨迹递进,而是随着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运作的自主性波动,呈现出面向实践的行动逻辑。

新时代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和政治机制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且有机的构成内容,福利治理不仅包括优化配置福利资源的社会化、协同性的模式或活动,而且还涉及社会安全的维护与拱卫、社会秩序的维系与巩固、社会公平的捍卫与表达、社会价值的守护与配置等众多政治实践,从而堪称经由福利政治覆盖的政治社会运行范畴。立足新时代,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和政治机制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是构建福利治理的政治机制的理念载体,建构福利治理的政治机制则是彰显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的根本表现。政治意涵主要包括福利治理的政治环境、政治输入、政治输出、政治反馈四个环节,政治机制则由福利治理的政党机制、制度机制、组织机制、价值机制所构成。

福利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的问卷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福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为农民福利本身所固有,体现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具有工具性价值,影响其他维度的农民福利水平改进。通过对东、中、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样本问卷的简单统计和多元选择模型分析显示,现阶段农民的政治参与低,对政治福利的追求目标是为了改善经济利益,而非公民权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低、范围狭窄,主要在村级层面、村委会选举和村公共事务;农民政治参与方式被动,以个体化为主。农村政治参与的群体以男性中老年群体为主,青年、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低。收入水平提高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职业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明显影响,而婚姻状态、文化水平对农民参与选举影响不大。

福利政治的运用与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长期遭受官方宗教和沙特政府的歧视。20世纪50年代起,什叶派掀起了权利解放的斗争。什叶派的权利斗争始于经济层面的抗争,逐步过渡到政治层面的权利诉求,甚至提出了自治乃至独立的要求,遭到沙特政府的打压。面对什叶派的权利抗争,沙特政府长期进行刚性压制,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双方关系出现和解态势,沙特政府部分承认了什叶派的身份地位并赋予其一定政治权利,且更多采用福利政治等柔性手段处理同什叶派的纷争。福利政治的成效显著,它不仅推动了什叶派同沙特政府的和解,也维护了政治的相对稳定,更强化了什叶派对沙特王国的政治认同,因而福利政治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福利政治视域下沙特王国国民教育评析

沙特王国是中东和伊斯兰国家教育的代表,具有研究的典型性和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以沙特王国的教育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福利政治的视野下,采用政治学、历史学和教育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审视沙特王国的福利性教育得失。沙特王国的福利性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沙特政府推行福利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教育的政治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平等。近年来沙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去福利化、公平化以及市场导向的倾向,然而鉴于福利性教育的政治意义,王国的教育改革很难有质的突破。

台湾地区福利政治化:历史演进、发展根源与后果

台湾地区自所谓“政治民主化”以来,福利支出快速增长且已连续多年跃居财政支出首位,但仍濒临破产。究其根源,国民党和民进党以统与“独”认同分歧替代西式两党制中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扩张与抑制福利的传统对立,导致国民党和民进党均以扩张福利取政治资源。福利政治化使福利分配加深社会分化,福利支出裹换经济发展,最终福利制度偏离促进社会公平的本质。因此,揭开台湾地区福利政治化面纱,既是保障台湾地区人民福社的当务之急,也为促进祖国统一提供制度基础。

合作医疗与政治合法性——一项卫生政治学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本文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方式来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虽然这是一种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是缺乏公民参与权利的福利政治会严重制约福利政治的建立与实施,也会影响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扩大效果。因此,本文建议应当树立权利政治思维,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构过程中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权、知情权、自治权,从而使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权利保障的福利政策之上,才不失为一种更稳固和有效的选择。

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构建研究

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议题的实质是国家政治智慧和责任承担,关键是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及其政治决定因素,核心是国家福利责任承担与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国家政治智慧、政治承诺、责任承担转变为国家行动议程和战略规划活动,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政策研究、宏观战略规划、国家行动战略、制度化创新付诸社会实践。对此,应尽快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建立综合性和系统性家庭津贴制度,组建"中国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基金会",制定《儿童福利法》与《家庭福利法》,加强社会立法与社会福利立法,组建"中国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协会",加强儿童福利基础理论与比较政策研究,加强社会福利教育研究与培养儿童、家庭社会工作者,大力开展全国性、试验性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项目,开展全国性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运动等十二个国家行动计划与政策。

当代中国的福利属性及其演进逻辑

作为福利的本质内核和精神气质,福利属性往往与一定社会形态的家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范畴的发展实际紧密关联且有效互动,并在此过程中得以适时演进。自新中国成立并随之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来,国家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代、新时代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福利及其治理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积极保障改善民生、有效应对社会风险、有序推进国家治理、助力构建良好政治秩序的重要依托。同时,福利属性也逐步形塑为一套并不止于由家庭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所构成的福利性质系统,并伴随当代中国的家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因此,立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对福利属性的演进逻辑加以分析与辨识,或许可以充实中国福利理论体系,为新时代福利及其治理为中心的政策决策与实践,带来些许学理性启示和引发式思考。

当代中国的福利生产机制及其生成逻辑

作为一个系统性社会实践范畴,福利生产既是一国或地区福利治理实践过程的起始环节,也是衡量该国或地区福利治理效度的基础性指标。作为兼具激励和约束双重特质的社会关系范畴,福利生产机制的生成与发展往往受一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政治过程、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转型、家庭结构等因素影响甚或决定,并对福利生产系统产生濡化作用。大体而言,福利生产机制体系主要由文化机制、政治机制、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家庭机制所构成。以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代、新时代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福利生产机制及其生成”这一福利经济问题加以探讨和总结,有助于充实中国福利理论体系,助力福利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

女性领导与进步时代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初创

在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建构上,进步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触点。一向对政府福利职能抱有审慎态度的美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儿童福利项目,为贫困儿童直接提供现金救济。面对这种对美国保守福利政治特性的超越,传统学界大多将其简单归结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①却未能深入分析影响儿童福利项目发展的改革团体及其观念、策略、行动。在这种历史性突破中,女性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作用如何?

中国化现代家庭福利目标、政策法规体系与家庭福利服务制度化建设

目前中国婚姻家庭生活处于前所未有的全面性、系统性、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危机和困境中,中国现代家庭福利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制度目标。本文简述现代家庭生活福利政策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原理,系统回顾家庭福利研究状况,分析现代家庭福利生活制度目标体系。首次区分由间接性与直接性两类体系、房屋和经济收入两种物质基础、性生活与生育两个社会前提、工作与家庭生活两种社会生活、积极性与消极性两类家庭照顾负担组成的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体系。侧重如何健全中国现代家庭福利制度国家行动战略,首次提出构建积极性家庭福利政策、创设家庭福利司、创立家庭福利遗嘱信托基金、编制《中国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全国普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等12类政策建议。

论公共福利的可持续提升

商品、服务、资本以及人作为三种跨国界流动的三种要素体现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其中国家税收来源作为资本存在,商品和服务则引出一个概念叫做'社会倾销',而人的地理位置和空间位置的变化则是最重要的影响要素,即会对这个国家在社会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功能创建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讨论随着福利的政治化是否可以对公共福利的可持续提升产生效果。

中国外流劳动力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调研的经验分析

区别于传统有关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产出名义而非严格意义的福利效应研究,文章结合作者（2009～2010）在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四川和陕西等7个省份所开展的微观调研以及深度访谈（2012）,主要侧重对劳动力流动及外流劳动力在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子女义务教育、政治知情权与表达权等方面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外流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在流入地就医决策比例偏低,自身的健康与人力资本受到影响;社会保障总体覆盖率偏低,与其需求并不匹配;“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状况因歧视、地区与城乡的文化差异、流动性大等总体欠佳;流动过程中政治权利意识淡薄,无法行使到位.相比城市居民,二者之间基本的社会经济福利存在较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