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FDI形式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测度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方式。本文在Feenstra and Hanson(1997)的外购理论基础上,借鉴R.Posner(1961)以及Fisher and Samuelson(1980)的模型框架,修正了一个服务业转移模型分析其福利效应,并基于我国1989-2005年间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测度说明:在服务业承接FDI国际转移的初期,东道国的福利效应集中体现为吸收大量非技术性劳动就业,但对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FDI的大量涌入,带动国内对于服务业技术性劳动需求及其工资水平增加,激励了非技术性劳动向技术性劳动转变,最终实现了服务业整体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由此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最后,提出了为更好地实现服务产业的国际接轨,必须逐步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营造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承接软环境等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转移福利效应测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方式。本文认为，在服务业开放的不同阶段，服务业东道国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作用有着不同的趋向：短期表现为就业量的拉动效应、吸收大量非技术性劳动力；长期来看，表现为就业质量的提高、促进国内对于服务业技术性劳动的需求及相对工资水平的上升。本文借鉴Feenstra and Hanson（1996）和Fisher and Samuelson（1980）的模型框架，修正一个简单的服务业转移模型分析其福利效应——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最后对我国1995—2004年间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了引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一结论。并据此提出为更好地实现服务产业的国际接轨，必须逐步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营造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承接软环境等政策建议。